2004年12月19～21日，由深圳民族精神与中国发展研究中心、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全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经济日报农村版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中国‘三农’问题”学术研讨会在安徽省合肥市隆重召开，来自中央各部委、全国各省（市、区）的党政部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党校系统的140多名代表应邀参会，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三农”问题方面的难点、热点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提出了很多颇有见地和有参考价值的观点及政策建议。
一、对中国“三农”问题的重新认识
对于中国现阶段产生“三农”问题的根源，与会代表的看法较为一致，认为这主要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中国特殊的制度安排所造成的。在工业化初期，工业的高增长率使生产要素迅速向工业聚集，加剧了农业的弱质化程度；加上中国长期以来实行重工轻农、重城轻乡、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制度，加剧了“三农”问题。中国“三农”问题的突出表现在于日趋扩大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而且在制度背景没有大的改变的情况下，这种经济差距必将呈现“马太效应”，进一步降低农民的经济地位和*地位。从这一点来说，“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包括农民收入的提高、农民的培训、农民向城市转移等。这些问题不解决，不仅影响到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且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粮食安全和国民经济的增长；不仅影响到农村社会的稳定和进步，而且关系到全社会的稳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的实现；这些问题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问题。鉴于此，党的历届领导核心都十分重视“三农”问题。LOCALHoSt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集体更是提出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五个统筹”为着眼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二、农业生产与粮食安全
对于这方面的情况，有代表指出，尽管2004年中国农业出现普遍丰收的喜人局面，但对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仍不能掉以轻心，一些长期以来困扰中国农业生产的问题仍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是农业自身基础薄弱。部分粮食主产区对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不够，导致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弱，农业技术装备水平低。二是科技进步对农业生产率提高的贡献率得不到有效提高，特别是有些地方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后，农技推广体系濒临解体的边缘。三是农业结构调整进展缓慢。受耕地资源和市场环境的双重约束，加之农业产业化水平低，农业结构调整无所适从。四是生态环境恶化，资源约束硬化。土地资源的逐年递减和人口的逐年增加，导致这一问题更加突出。针对粮食安全问题，代表们认为，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是能否处理好粮食购销市场化与粮食宏观调控的关系，这也是新时期考验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方面。对于中国来说，粮食始终是个大问题，粮食产量既不能少也不能多，促进粮食生产必须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和农民的积极性。抓粮食安全，重点是要提高中央政府对粮食生产的宏观调控能力，建立粮食安全预警制度和中央、地方两级粮食储备制度，充分发挥国有粮食企业市场吞吐、平抑波动的功能。
此外，代表们还就农产品现代物流体系的构建、农业产业化与订单农业、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乡镇企业的发展等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三、财政支农与农民增收
党的十六大之后，中央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这一框架下，作为社会财富再分配和工业反哺农业的重要手段，财政支农理应有更大的力度，发挥更大的作用。改革开放20余年来，中国国民经济已有长足的发展，中国也已进入工业化中期，完全有能力也应该拿出更多的资金来扶持农业、农村和农民。而中国目前的情况是，财政支农不仅有总量不足的问题，这与财政收入能力相关，而且还有改善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农效益的问题。代表们认为，按照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要求，财政支出要重点向农村倾斜，使农民公平地分享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要理顺财政管理体制，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范围；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确保专款专用，防止农民负担反弹；财政支农要致力于改善农村生产和生活环境，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财政支农的重点是增加农民收入，逐步提高对农民的直接补贴的比重。实践证明，对农民直接补贴，直观明了，而且资金管理相对简单，易于落实，农民十分欢迎；而间接补贴，管理复杂，资金使用环节多，易于出现支农资金非农化、改变利益主体的问题。
由于近两年来中央出台了多项惠农政策，农民受益颇多，农民收入增速也一改多年来的下降趋势，特别是2004年，很多地方农民收入增长水平首次超过了城镇居民。也有代表认为，2004年农民收入的增长除惠农政策的作用之外，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农产品价格上涨，但很难保证其持续性，况且现在农民收入的“大头”在非农收入上，应该在这方面多下功夫，努力创造条件，多方拓展渠道，确保农民收入水平持续、快速提高。
四、提高农民素质与转移农民
推进农村全面小康，首先要解决“钱进人出”的问题，减少农村人口，加快城市化进程。代表们认为，目前，阻碍农村劳动力进城和市民化的主要因素，除了城市“壁垒”太高、城乡就业不平等的政策规定之外，农民素质较低、不能适应城市生活和现代产业发展的要求也是一个关键性因素。换个角度来看，一切体制改革和惠农政策都只是外部因素，当外部条件得到改善之后，农民经济社会地位的提高还有赖于内部因素即自身能力的提高。因此，要富裕农民就必须转移农民，要转移农民就必须教育和培训农民。2004年初，农业部等六部委已联合制定了《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将农民工的培训工作纳入地方政府的工作范围。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应做好相关规划，拟定专项支出计划，以财政资金为主体，引导社会资金加大对农民教育和培训的投入。从2004年起实施的农民工培训的“阳光工程”，实践中效果显著，如果能继续坚持并扩大范围，相信对于提高农民素质将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
针对当前农民教育和培训中存在的问题，代表们认为，应尽快改革教育和培训投入机制，实现城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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