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耕地很少，注定了中国农民的大多数，要将耕地投入比较利益很低的粮食种植，并且还要求亩产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00％以上，才能保证中国的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世界平均水平。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要引发土地报酬递减引发的高成本，如果中国继续执行大量进口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的政策，势必要在国内市场上形成“天花板价格”，中国农民的大多数将注定难以从市场价格中间，收回自己的生产成本。
目前中国每个农业劳动力占有的土地数量很少，年劳均产值3600元，远远低于工商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这种状况目前还看不到有什么迅速改变的希望。在分田到户之后，过分分散的耕作规模，也注定了中国农业无法应用新技术和机械动力，多数情况下不得不依靠相对原始的“精耕细作”方式，靠投入繁重的体力劳动去替代资源投入，降低单位能源消耗水平和耕作成本，借以提高农业的净产值率，确保养家糊口的纯收入数值。
在分田到户之后，化肥和农药投入的增加，曾经是农业产量增加的主要因素，当时农业净产出的增加，被作为改革的主要成绩来宣传。今天这个方面的要素投入，其增产潜力已经释放殆尽，化肥和农药投入过多已经成为农业的一大负担，化肥投入边际报酬递减已经是农民减收的原因之一。
从中国劳均耕地面积来看，按照目前的单位面积的劳动日投入水平，中国农民年均投入劳动日数量，估计在150日左右甚至更少。对于多数农民而言，大量的闲暇时间是实际存在的，问题在于对他们来说，既缺乏打工机会，也没有充分利用闲暇时间提高生活福利感受的组织力量。
就目前中国农村能够获得的人均产出水平看，通过改善分配与合作机制，保证每个人得到一份丰衣足食的机会是没有问题的。lOcalhost问题在于福利和教育市场化的后果，侵蚀了过多的剩余份额，甚至超出农民能够承担的支付水平，使得农民最后只有选择放弃对疾病的治疗和子女的继续教育。市场化过程设置的高成本福利解决方案，是农民所无法跨越的门槛，这是今天农民感到生活艰难的最主要原因。最近20多年来，知识精英们掌握的改革舆论和改革学术，仅仅着眼于农民收入的若干增加，拒绝讨论农民支出方面更大幅度的膨胀，拒绝考虑农民在风险和意外情况面前更脆弱的地位，这无论怎么说都只能说是一种不错的“政绩宣传”，很难说他们是真的在“做学术”。
考虑到毛泽东时代曾经普遍推行的低成本合作方式的有效性，中国农民仍然是可以在今天的农村剩余水平上，低成本重建他们的福利保障和教育体系。在不超出农村现有的资源消耗水平上，依托本村青年的学习能力，结合今天中国医药工业的产出水平，为全部农民提供一份过得去的医疗保障，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合作办教育的低成本解决方案，民办教师的培训和任用，足可以在中华大地上让每一个儿童都得到适当的教育。
在合作生产组织里面，农民将有能力承担更多的学习成本和风险，也能够取得更多的学习成效，不仅可以部分选择机械替代繁重劳动，而且就现在已有的一些秸秆利用技术进行推广，可以把今天农村5－7亿吨秸秆充分利用，每年额外获取数千万吨牛羊肉，可以让全中国的农民都吃得更好些。借推广秸秆养殖――动物粪便――沼气还田――方式，可以减少农业生产对化肥的依赖和农业对不可再生能源的消耗水平，同时不减少农业产量和增加土壤有机质。一般而言，有机质含量高的土壤，总是意味着更好的农产品品质。
如果有一个合作生产组织作为依托，建立低成本的合作医疗和教育体系都是不成问题的，可以在生理和智慧两方面，都大大地提高农民的素质。最终也可以依托这个合作生产组织的动员能力，开展文化和体育活动，丰富农村的生活，改善农民的生活质量和福利感受，寻求人生的深广意义。在毛泽东时代，对农村地区的文化和艺术活动开展，都曾经进行有益的运动性短期试验，由于受到当时教育普及程度和其他条件的限制，没有能够继续深入地持续下去，今天各个方面的条件都要好得多，有更好的条件地开展这些文化活动并制度化。相反，毛泽东时代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工作，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已经基本上都完成了，曾经在农闲时间进行的大量劳动投入，大多数已经不需要了，对于农民的闲暇时间，可以多做文化娱乐方面的引导和安排。
在今天的市场竞争体系中间，农民和工人的弱势地位已经被铸就，而且无可更改，这一点连小学生都已经充分把握到了，不再存有任何幻想，他们都说长大了决不做农民和工人！在剩余有限的中国农业中间，推广和迷信市场竞争制度所引发的代价太大，被排斥的人和被排斥的有价值目标太多，需要重新思考建立新的合作机制。在农村剩余无法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解决三农问题，需要寻求一个过得去的生产和生活安排方式，为农民最困难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人本身的福利感受，才是最主要的，精英们要农民仅仅为了一个据说是体现“人类主流文明”的制度方案，而保持现状，是没有道理的，如果今天的农业组织方式，长期不能解决农民的起码福利要求，就没有存在的理由。那些眼光比小学生都不如的人，是没有脸面继续自居“专家”和“权威”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