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已经离我们很远了。
我们的许多同志已经不习惯批评。
有的同志说，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是合作，批评已经不适合新时期的党内生活。
有的同志以为，我们已经告别了阶级斗争。今天正在构建和谐社会，我们还需要批评吗？

党内的持不批评论者常常会提到，现在有资格的老总已经不批评下级了。他们每次出国都带几瓶酒回来，听取部门经理汇报工作后，不说好，也不说不好，随手拿一瓶酒给下级。下级要凭酒的质量、价格、包装来了解总经理对自己的评价。这就是一种修养，这就是一种境界。
这些同志不知道，其实，这也是一种批评，不过是用一种含蓄的方式表达出来。如果经理汇报完工作后，拿到一瓶包装花俏、价格便宜、质量粗劣的酒，难道会不认真地反思一下吗？也许这比老总当场骂他还难受。

不批评是一种修养、
一种境界吗？
经历了多次*运动，经历了市场经济的风风雨雨，我们许多同志都变得成熟了，原来容易激动的，现在不激动了；原来容易气急的，现在气不急了，这种状态被称为“没脾气”。没脾气是一种好脾气。但是，如果在党的生活中，面对原则问题、立场问题、大是大非问题也是没脾气，不批评不斗争的话，那就成了问题。然而党内现在有不少同志对不批评、没脾气大加赞赏。
有人说，不批评是一种关爱，这样的同志有恻隐之心，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特别是年青人犯错误，上帝也会原谅的。人家犯了错你不说，人家还特感动。
有人说，不批评是一种宽容，大人大肚。你看不顺眼我顺眼，你气不过我能过，不就是说错几句话、做错几件事嘛，为什么非得过不去。lOcAlhOSt
有人说，不批评是一种修养，一种能耐，是识大体、顾大局，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要你不批评没准你还憋不住，非得说人几句。要说就让想说的说，反正我不说总会有人说。
有人说，不批评是一种境界。道可道，非常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我不批评是见多了，见怪不怪。我不批评是一种等待，人有错慢慢地自己也会认识。自己认识比别人指出要好，我们得耐心。
这些理论听起来似乎有理，但经不起推敲。在党的生活中如果不分公与私、是与非、真与假、光荣与耻辱、合法与非法、爱国与卖国，那么这种关爱的是什么人，宽容的是什么现象，这种修养与境界是哪家的修养和境界？值得我们思考。

好人主义现在为什么
成了好主义
不批评讲到底，就是好人主义。好人主义不是一种好主义。有的同志说，好人主义是一种自私自利行为。好人主义者一般不会损自己的利益讨好人，它讨好人损的是国家与人民的利益。好人主义的目的是先放春风，后收夏雨，“施恩在前，渔利在后”，有点像“期货交易”。
有的同志说，好人主义是一种市侩作风。是非功过他们不是不清楚，为了不得罪上司、同行，他们察言观色、窥测方向，故意用模棱两可的话应付场面，用调侃装傻敷衍搪塞，隐去自己真实的立场。
有的同志说，好人主义是人格与良知的缺失，是党内生活的腐蚀剂。它牺牲公平，损害正义，怂恿邪恶，为虎作伥，是一种误党误国的坏主义。
好人主义的祸害人人皆知，为什么在今天，好人主义却成了一些同志都主张都接受的好主义。究其客观原因有三方面：
一是怕批评得罪人。当今社会关系最重要，得罪一个人，就少了一个朋友，就少了一条路。
二是怕批评后被穿小鞋。得罪一位上司，给你一双玻璃小鞋，个中滋味只有你自己知道。
三是怕批评后被孤立。敢于批评使你成了危险人物，大家对你敬而远之，惹不起还躲得起。
这“三怕”体现了党内批评的生态环境，长期远离战争和艰苦奋斗，党内生活事实上也开始平庸化了。追求实惠而不追求真理，热衷于关系而不坚持原则成了部分党员干部的价值取向。今天党内每个同志的背后都会涉及到一些自己不能不顾及的利益关系。这次党员先进性教育重要的是要重建党内的*生活和民主生活，帮助党员重新树立作为执政党党员所需要的*原则和立场，正确处理党内生活与市场经济、世俗社会中的各种关系。
健康的党内生活应该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民主，每个党员的权利都得到真正的保障；二是原则，是非功过一定要分清，决不能委屈正派的，纵容使坏的。这是先进性教育活动必须健全的党内生活机制。

有人给自己提意见
也是一种幸福
上海的一家先进性教育试点企业，到了群众评议阶段，规定每个党员都必须有3个非党群众给自己提意见。可是企业机关的非党群众很少，党员干部听不到意见，就请车间的群众给自己提意见。车间的工人说，我为什么非得给你提意见，我就是不给你提意见。机关干部没主意了，情急之中想了一个办法，他们都买了车，于是找了几个住在自己附近的工人说：“这个星期我接你们上班，送你们下班。”一个星期下来，他们听到了许多他们已经很久听不到的事情，当然也听到了群众对自己的评议。这个时候，他们突然发现：有人给自己提意见也是一种幸福。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已经听不到群众的意见了，也意识不到自己需要听群众意见了。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批评与自我批评一直是党内很正常的一种生活方式。最近公开发表的党史回忆录，提及一件事：党的早期领导人向警予同志在丈夫蔡和森离沪其间，与党内的另一位同志彭述之发生了恋爱关系，她在党的会议上坦诚地承认了自己的感情矛盾和错误，要求组织把她调离上海。陈独秀在会上赞许了蔡和森与向警予的婚姻，同意向警予去莫斯科进修。同时又批评了彭述之不能自我约制，有伤同志的感情。向警予走后彭述之很痛苦，张国焘约他出去散步，把自己失恋的故事告诉他，并教他怎样克服这个痛苦。
中共早期的*党领导人都很年轻，向警予还不到30岁，他们可能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他们都很真诚，这种真诚令我们感动。这种真诚出自于他们对自己的要求和对组织的信任。我们现在的党员干部在评估自己的价值时，是否还把自己的党性修养作为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这是值得思考的。而且党内领导者是否真诚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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