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电视专访节目的“解释与规范”功能

在药家鑫案发生之后，震惊中的人们猜测和分析着各种原因，避免悲剧再次发生的强烈呼声，迫使我们必须不断思索。一个看似走在正常生活轨迹上的年轻人是什么让他在瞬间冲出底线，这种犯罪行为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人格，这种人格又如何在二十多年的成长中养成，怎样导致他漠视生命逃避必须面对的责任？寻找原因，从悲剧中学习，是不应该停下的反思。

药家鑫在残忍地将张妙撞伤并捅死后，遭到了公众的强烈指责，人们谴责其不人道的举动。然而，作为媒体，是不能同公众一样止于对当事人的道德审判上的，媒体需要挖掘更深层次的东西，把这些问题思考透彻了节目的价值才能很好的体现。在此过程中，媒体通过对事件的叙述以及对当事人的采访，引导人们反思事件并在不知不觉中传授给公众正确的价值观。媒体信息的选择、解释和评价将人们的视线集中于某些特定的事件，进行有目的的引导活动，这也是美国学者赖特所说的大众传播的“解释与规定”功能。
同样，在伦敦奥运会出现消极比赛之后，国内民众把批评的矛头对准了总教练李永波，称他率领的羽毛球队“输球又输人，丢人丢到家了”，没有体现应有的体育竞技精神。民众的反应是激烈的，同时又往往流于浅显，而作为大众传媒，需要引导人们思考更多东西，《看见》这期节目中，由消极比赛延伸到对世界羽联比赛规则恰当与否的思考，进而通过回顾李永波的体育生涯——从过去的运动员身份到现在的羽毛球总教练，展现他的人格特点。而媒体不直接做出评价，记者以及整个节目的立场都是客观冷静的。正如在“看见——北大研讨会”上俞虹说的“一个好的节目也可以做到不需要那么多的阐释，只在它的叙述中，让你完成思考，认识，沟通……”。媒体通过这样的做法，即实现了协调公众的了解和意愿，扩宽了人的视野，提高人的理解能力。

四、实现传播效果的途径

那么，传媒如何达到它所预期的传播效果呢？或者说它以什么方式打动对象。通常有两种做法：一种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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