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读经典：艾思奇《大众哲学》的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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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众哲学》是艾思奇同志在30年代，为通俗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写的，至1948年12月，就已印行了32版，创造了中国哲学出版界的一个奇迹。《大众哲学》之所以受到读者如此热情的欢迎，与其贴近大众的内容、形式、语言关系甚密。适逢艾思奇逝世四十三周年，写下此文以表缅怀之心。
关键词：艾思奇；《大众哲学》；内容；形式；语言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一部分。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1]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90%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的各级指挥员。‘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可见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具有何等的重要性。”而这种文化运动和实践运动，都是群众的。
1933年12月艾思奇在上海《中华月报》第二卷第一期的文章“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中写道：“哲学是文化现象的一部门，文化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建筑起来的社会的文化。”[2]而创作于1934年的《大众哲学》作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的一部分，具有新文化的特征。《大众哲学》内容、语言和形式都是为大众服务而精心设计的。
作为新文化一部分的《大众哲学》是大众的，是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的。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它鼓舞着千千万万中国人民的昂扬斗志，幻化成千军万马，使敌人闻风丧胆。据说蒋介石操着奉化口音无可奈何地说，“一本《大众哲学》，冲垮了三民主义的思想防线”，还气急败坏地指着陈立夫的鼻子大骂：“共产党能写出大众哲学，你们身为国民党党员就写不出来，你们这帮该死的，白吃饭，不做事。”[3]
一、紧扣时代主题
《大众哲学》不仅在实践依据方面立足于当代，而且在理论深度上也具有当代的特征。
《大众哲学》是艾思奇同志在30年代为通俗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写的，原在上海出版的《读书生活》第一、二卷（1934年11月至1935年10月）连载，题为《哲学讲话》。后出版单行本。1936年印行至第4版起改名《大众哲学》。到1948年12月，共印行了32版。创造了中国哲学出版界的一个奇迹。这本马克思主义的“入门”书，启发了千万颗苦闷彷徨的心，许多青年人在它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就是背着《大众哲学》奔赴延安的。《大众哲学》为什么会受到读者如此热情的欢迎呢？正是因为其内容、形式、语言都充分地考虑到了受众的需求。
1934年6月，由“社联”安排，艾思奇进入李公朴先生主持的《申报》流通图书馆读书指导部。在这里，他担任该馆在《申报》副刊“读书问答”专栏的撰稿工作；接触到大量的读者来信，特别是一些失学失业的青年人，纷纷来信诉说他们的苦衷。在这种天灾人祸、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形势下，年轻人的出路在哪里？人民大众的出路在哪里？中国的出路又在哪里[3]？如当时的青年人之一陈涌写道：“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并不幸福，并不平静，总是模糊地觉得应该有一种不同的生活，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鲁迅的小说，俄国的一些作品，加深了我对旧世界的认识，但一个人觉醒以后不知道往何处去，却又带来更加剧烈的苦痛。”[4]
艾思奇抓住了大众读者的困惑所在，在书中尽量引用和大众的读者息息相关的事例，把当时国家的形势和对个人命运的思考紧紧连在了一起。即使当今时代的人读起这本书，也能通过它很清晰地明了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处于怎样的危难形式，当时的中国民众面临怎样复杂的斗争形势，对当时的时代有了更加深刻的把握。
二、创新文章形式
对于初次接触哲学的人来说，阅读《大众哲学》并不十分困难，作者充分考虑了它的服务对象，创新了文章形式。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全书共探讨了22个问题，在论证过程中每个问题都采用了小标题的形式。做到了“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和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把提高和普及相互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1]
为了开启民智，拯救旧中国于水火之中，九一八事变后，艾思奇毅然弃学回国。他很了解当时的民众普遍受教育程度低，为[1] [2] [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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