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校合作的动力之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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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中揭示的弱关系在求职中提供各种信息一样，家长在选择学校时，会去打听大量各个学校的信息，然后进行比较。博特提出了关系网络的重要功能：有网络的人得到的信息和设网络的人得到的信息差别是很大的；传递信息的时间性、内容的丰富性也与网络有关；网络还具有推荐的作用，网络中的关系伙伴可以帮你说话。那些由于职业和单位的差异而处在不同的关系网络中的人，所获取的学校信息的能力也会有差距。而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信息的差异限制了家长为孩子选择学校的能力。
但是关系对家长与学校的交往产生的影响，绝不仅仅是信息的差异，更多的是经由人情、关系、面子来实现的。我们不妨来看看下面这些访谈：
家长彭女士：“现在学校限制户口，但我借助自己的优势，只要孩子选择了，我就一定会用自己的关系让她进来。”
家长李女士：“我闺女都在这学校毕业，当时为了上这个学校也是通过XX区教委上的这个学校。这学校是挺好的学校。”
研究人员：“你们学校择校费是多少?”
江老师：“自费班15000元五年，择校生1000元一年，要是有关系单位来还不收钱。因为学校社会关系很多，收费也不多，我们主要依托自费班。”
研究人员：“你们的社会关系主要是哪些?”
江老师：“哪儿都有，主要是关系单位的领导，还有老师亲戚等。”
研究人员：“关系单位主要是哪些?”
江老师：“政府、办事处、派出所、武警等。”
家长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一种社会资本，影响着孩子学校的选择，甚至学校内的分班、相关教师的关照以及各种机会的获取等。正如边燕杰在《找回强关系： 中国 的间接关系、网络桥梁和求职》中所证明的在华人社会起作用的不是弱关系，而是强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大致有两类，一类是基于出生而获得的先赋角色以及由此构成的先赋性关系。还有一种基于求学、当兵、就业而获得的获致角色及由此结成的获致性关系。前者如教师亲戚的孩子都可以进，直系亲属可不用钱，旁系亲属要花钱；后者如共建单位等。这些关系网络左右着学校和家庭交往的模式。与欧美不同，我们的学校和家长之间的正式交往似乎先天发育不足，而家长与学校、教师间的非正式沟通却大量存在，发展和构建亲密的非正式关系似乎成了我国家长的偏好。
家庭和学校大量非正式交往的存在其实是整个大的社会背景在学校中的反映与折射，是社会规则在学校中的延伸。正如费孝通所指出的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有着根本的差异，西方社会所遵循的是团体格局的逻辑，而中国社会是一个有着差序格局的关系社会。人情、关系和面子是衍生自传统文化的一套社会机制。城市化和 工业 化虽然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形态，但人情和面子的社会机制却并未因此而消失，它不仅具有规范的作用，能约束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而且经常被人们用作为一种工具，来争取个人想要获取的某种社会资源。
一个社会中资源愈缺乏，愈是为少数人所控制，个人愈可能用“拉关系，走后门”的方法来打通关节。反过来说，假如资源的供应很充裕，个人可以在自由市场上以理性的态度来比较、采购，则他根本不必诉诸于人情。同样，我们可以用此来理解在教育领域中所观察到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教育虽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随着人民群众对教育需求的提高，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依然是比较稀缺的资源。而另一方面政府机关掌握着许多的权力和资源，在分配这些资源时，却未建立客观公正的程序和标准，因此各利益主体利用有缺陷的制度来谋求自身利益。
在某种意义上，学校的招生选择无法排除利益纠结的干扰因素，那差不多就等于说权力者的个人关系在择校中起着不容置疑的作用。也许很难弄清楚，在学校选择招生上，个人关系究竟起了多大作用以及有多少人是通过“私交”而获得资格的。但有一点却是明白无误的：有缺陷的学校选择制度以及软弱的监督机制给公权私用和权力私相授受行为留下了足够大的恣意空间。那些拥有关系或社会资本的家长就以这种方式完成了其社会资本向学校文化资本的转化。上一页 [1]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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