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群体性事件报道的意识形态化倾向明显。由于群体性事件往往被地方政府认定为少数别有用心者煽动、利用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所致，媒体又往往追随或不得不跟随地方政府的信息发布，必然导致新闻报道往往带有一种明显的“偏见”，视群众为“敌对一方”，将群体性事件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譬如，瓮安事件发生第二天，新华社通稿《贵州省瓮安县发生一起打砸烧事件》写道：“一些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随后，少数不法分子趁机打砸办公室，并点火焚烧多间办公室和一些车辆。”事实上，每当群体性事件发生，诸如“一小撮”“别有用心”、“煽动”“不明真相”“不法分子”“恶性势力团伙成员”“刁民”等话语，往往充斥于群体性事件报道。其实，这种报道实乃因袭50年代~70年代末所谓“群众闹事”、“聚众闹事”的思维模式，在阶级斗争的思维惯性中去看待群体性事件。显然，这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报道已经不合时宜，只会引起人们的反感和不满。云南省委宣传部的通知，正是对群体性事件报道中这种弊端的深刻反省。

　　3．媒体调查不深入，不能及时呈现事实真相。面对群体性事件，一些媒体记者往往依赖官方的“通稿”，不作深入的调查采访，失却了及时呈现事实真相的机会。通常情况下，群体性事件现场混乱，情况复杂，要探寻事件真相，记者不仅要深入现场获取第一手资料，了解事情的细节，还应深入调研，在采访不同对象的过程中不断求证。但是，有些记者在没有深入采访的情况下，就相信当地有关部门的片面之辞，作出不符合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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