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具有意义，独立于内容的意义，这是20世纪美学一再阐明的命题。本文想要论证的是，小说的叙述形式，具有独立于小说内容的意义，而且是与整体的社会文化形态相关的意义。具体地说，小说形式特征的变迁，往往与一定的社会文化形态相联系，不是内容，而是形式，更深刻地反映了文化对文学文本产生方式的制约力和推动力。

现代叙述学研究者，多少都感到了这个向题，虽然至今没有人给予系统的说明。泽尔尼克曾经声称：

意识形态被构筑成一个可允许的叙述(constructed as a permissive narrative)，即是说，它是一种控制经验的方式，用以提供经验被掌握的感觉。意识形态不是一组推演性的陈述，它最好被理解为一个复杂的，延展于整个叙述中的文本，或者更简单地说，是一种说故事的方式。（1）

他的意思是，形式(而不是内容)本身就是社会文化形态。(很多理论家认为意识形态主要是文化形态，例如吉尔兹就认为意识形态是“符号的文化体系”（2）。)

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那么反过来，叙述学的形式分析就可以、而且必须进行到文化形态分析的深度，或者说，只有深人到产生叙述形式特征的文化形态之中，才能真正理解一种叙述形式的实质。这样，形式文论就与文化学结合起来，形式文论就超越了自身的局限，叙述学就不再是一种小说技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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