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很杰出的论证，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叙述形式的文化意义。可惜，对于中国小说的发展，这个论证无法直接移用。因为中国古典小说的特殊物质形式——无标点，几乎不分段——为了把转述语与叙述语境分开，必须尽量频繁地使用固定位置的引导句 (“他道”，“武松道”)，并尽可能使用直接引语式，以使转述在语气上与叙述语境相区别。中国古典文言小说，由于读者文化层次较高，尚有各种变通方式和间接语出现，中国白话小说，几乎是直接引语的一统天下。

直接引语，从定义上说，就是人物语言原话直录，因此是彻底的“质地分析”。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早期白话小说中，所有的人物说的几乎是一样的语言，凤格上与叙述语境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一种半文半白的调子。不少人认为早期白话小说是“话本”，即说书人演出直录。但连从唐朝起在口语文学中已流传颇广的“邓艾吃”，在《三国演义》文本中也消失了，邓艾说的话与其它人一样风格，因此全是“指称分析”。到《水浒传》中，质地分析也只出现于粗鲁型人物和平民阶层人物身上，如李逵、王婆。在大部分人物的语言中，“指称分析”还是占优势。金圣叹说：“《水浒传》并无之乎者也等字，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真是绝奇本事。”这赞语过分了。

从16世纪明中叶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如果说《金瓶梅》人物语言之个性化，是因为大部分人物都属于社会下层，质地分析比较容易，那么《红楼梦》中我们看到上至王族下至贩伕的语言之不同质地。叙述语境与转述语不只是依靠引导句分开，风格的差异和语气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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