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说，似乎只是一厢情愿的理想化，但从叙述学批评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实际上是严肃而彻底的叙述学研究必然要走的方向。我们可以举一些最常见的叙述学特征——人物视角，转述语，时间链，情节结构——在文学实践中的变迁和在批评实践中被理解的程度，来说明形式文论如何超越自身而进入文化批评。

19世纪末之前的西方传统小说，.除了第一人称小说之外，很少坚持用某个人物的意识作为叙述视角。人物视角实际上是工业化社会渐渐进人成熟时的社会文化形态的产物，是现代社会形态越来越体制化时，渐渐处于与社会对立状态的个人的不安意识，是社会与个人评价规范合一性消失的结果。人物视角不仅是一种文学技巧，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因为到现代，直接向“亲爱的读者”或“看官”发出认同规范的呼吁，不仅是技巧上可笑，而且是价值观上可笑，作者不再能扮演上帝角色，正如上帝不再能对世界扮演上帝角色。

人物视角叙述的出现，标志着叙述主体意识的分解越来越严重，而且主体意识的重心下移，抛开了作者对叙述世界的君临，抛开了叙述者随心所欲的全盘控制，而移入被叙述人物的主观有限性之内。

这种对经验的有限性和相对性之尊重，是整个社会文化形态对叙述的压力之产物。尼采在19世纪中叶就强调“不一定有什么意义，有的只是与意义有关的看法角度”（3）。英国现代文论的先行者沃尔特·佩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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