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析汉赋女性角色的文化意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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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社会现实的变化，文学创作审美观念的变化，现实色彩更加浓重。
涉及到女性角色的作品占了全部存留作品的1／5。汉赋中的女性角色，不仅仅存在于那些从题目上就可以分辨得出来的作品当中，比如《美人赋》《悼李夫人赋》《舞赋》《定情赋》《神女赋》《寡妇赋》等，同时也存在于那些所谓“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政治讽谕类作品当中，比如《七发》《子虚赋》《上林赋》《甘泉赋》《西都赋》《西京赋》《东京赋》等。其中普通劳动妇女和其他社会底层妇女角色却是少之又少。这些创作现象的存在不能不说与汉代赋体文学所承担的“次政治功能”以及汉赋作家的身份和生活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
汉赋的作者都是具有较高社会地位和文化艺术修养的帝王与士大夫阶层。虽说士大夫们有时是想借助虚构的作品以达到“讽谏”政治的目的，或者是模拟屈骚之体抒发个人抑郁不得志，更或是对生活时尚或优美景物的热情吟咏，但是这样的创作同时也说明了一个问题：赋的创作，特别是大赋的创作，其难度是不言而喻的。首先，汉赋的篇幅比较长，容量宏大，作家不但需要进行“控引天地，错综古今”的宏伟构思，而且还需要积累相当丰富的语汇，否则难以写出像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的《河东赋》《甘泉赋》《羽猎赋》《长扬赋》这样一类的宏伟作品。而司马相如、扬雄等人不但是作赋的高手，同时还是词书的编撰者，例如司马相如编有《凡将篇》(已佚)，扬雄著有《方言》一书，赋这种文体正好给他们提供了施展语言才华的舞台，因此马、扬二人的大赋语汇之丰富是很多作者难以企及的。其次，汉赋作品里运用了大量的成语典故，这就要求赋作家们对先秦典籍十分熟悉，否则难以在如此庞大的文体中驰骋文采，因此大赋的作者中熟悉先秦历史和儒家经典的人占有相当多的人数。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掌握并运用这种文体进行创作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也就是两汉400多年里女作家数量为什么那么少的重要原因。而当时绝大多数普通女子所接受的正统教育即《周礼·天官·九嫔》《礼记·昏义》中提出来的“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四德教育”。汉代班昭在《女诫·妇行》中对“四德”的内容作了更为具体的发挥：“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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