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生如戏亦如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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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作者也说“这是一本有关尖锐的书”[2]。但作品的尖锐性归根结底来自于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来自于女主人公复仇女神式地对自己不幸命运的抗争。这种命运抗争，既指向贫富不均、黑暗动荡的时代社会，又针对男性中心的历史文化传统，表现了一种决绝的势不两立的对峙。正像女主人公自己所说：“如果这世界是污秽的，我这滴水就是最干净的；如果这世界是洁净的，我这滴水就是最肮脏的。总而言之我不能跟这世界同流。”通过对女主人公一生悲剧命运的叙写，作者方方思考了一种独特的主要由仇恨导致的女性命运。另一方面，主人公的女性悲剧命运又是在地方性戏剧——汉剧的舞台上演绎的，从她的悲剧故事可以透视汉剧的兴衰成败、汉剧艺人的悲欢离合、汉剧艺术的陈规陋习与无穷魅力，因此她的悲剧蕴涵着诸多历史文化意味，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艺术的悲剧、文化的悲剧。
悲剧的原因何在？作者方方对此有很好的说明，她说：“改变人的因素其实就是两方面，一方面是人自身，人不能离开自身的基因遗传、兴趣、性格以至天性的东西；另一方面是文化环境、生活环境的影响，人摆脱不掉这两种因素对自我存在的困扰。”[3]水上灯的悲剧首先源于自身的性格和选择，如她的有仇必复、有恩必报的性格使得接近她的人大都受到伤害，自己也遍体鳞伤。再如她在抗战期间武汉沦陷前放弃入川、为求安稳嫁给张晋生，这些重大的人生选择使其人生道路愈加坎坷不平，平增许多愁苦之色。更为重要的是水上灯对富贵虚荣的追求，与其亲生母亲李翠、与其姨母汉剧名角玫瑰红如出一辙。这种人生追求，有其时代的合理性，但却使李翠抛弃了刚生下几天的亲生女儿，使玫瑰红离开了真正爱她的万江亭而嫁给肖督军的侄子肖锦富，沦为他的玩物。对于水上灯来说，这种追求使得她实现了红遍武汉三镇的艺术理想，也报了仇，但失去的更多，如真正的爱人，如亲人之间和解、相认的可能性，等等。在这里，三位女性都是或曾是汉剧艺人，可以说，相同的文化身份导致类似的人生选择和命运结果。文化身份既蕴涵着一定的文化观念，又与文化观念一起共同形成于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这就不能不说到水上灯悲剧的另一个原因：汉剧及其兴起、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
汉剧，是我国地方性剧种之一，从声腔上说属于皮黄戏，对京剧形成有重要作用，至今已有近四百年的历史。它产生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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