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家拯救民族主义

我很高兴以评论贝淡宁《儒家与民族主义能否相容？》一文的方式来阐述自己关于儒家与民族主义的看法。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写作结构中“谁对谁说”的问题是我们恰当理解这篇论文的一个关键。贝淡宁凭他在中国生活多年的经验，加上他那种理性而又尽可能同情理解中国的友好态度，对儒家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做了一个非常卓越的研究，他得出的结论也非常值得重视。但必须明确，贝淡宁的说话对象并不是中国人，而是一些因各种原因关注或关心中国的西方人。换言之，这篇论文的问题意识来自西方，广义上属于“西方人如何看中国”这个话题领域。相对于不在中国生活的西方人，贝淡宁作为一个更有权威的知情者，面对他的说话对象娓娓道来，提醒他们应当充分注意中国问题中的某些特殊因素，并试图化解他们对于中国的某些担忧，打消他们对于中国的某些疑虑。
　　目前的西方人对中国的担忧有很多，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担忧与对儒学复兴的担忧混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对中国未来的“可怕”想象。贝淡宁所针对的就是这个关于未来中国的“可怕”想象。尽管关切的角度和焦点不同，对儒家民族主义可能主导中国的担忧在中国国内的文化—政治讨论中也是一种氤氲已久的情绪。如下直接的勾连是能够说明问题的：既然民族主义居于左派立场的核心，那么，儒家民族主义实际上意味着左派与儒家的结合。通过这样一个简单化的思想勾连，我们可以看出，对儒家民族主义的担忧其实是对儒家与左派结合的担忧，而这些担忧最终都指向对执政党的指责。分而言之，对民族主义的担忧与对执政党的批评往往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联系在一起，持论者至少会指出，从1980年代以来，执政党总是不失时机地鼓动、利用中国国民的民族主义情绪；对儒家的担忧也最终指向对执政党的批评，持论者往往认为，过去时代里儒家思想与君主制的共谋关系表明儒家思想与党国体制也可能具有或明或暗的亲和性。虽然其中的某些观点属于似是而非的陈词滥调，但对于那些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古代中国的妖魔化至今仍缺乏彻底省察，又受到文化大革命潜在影响的许多中国人——其中包括很多知识分子——来说，这些观点仍有其貌似合理的一面。
　　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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