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政治精英的成长路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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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十年来,美国社会正在经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这一变化的根本动因,是美国经济向后工业化社会的历史性演变,传统制造业的比重不断衰微,服务业和新兴高科技工业的比重不断上升。从社会财富的创造来说,美国已经明显从制造业经济演变为“知识经济”,或者是《华尔街日报》新近的说法:“创意经济(idea-driven economy)”。
不仅只是华尔街创造出各种利用泡沫投资“新手段”赚得盆满钵满、闯下大祸却要纳税人买单的金融大鳄,美国社会的“实体型”财富新贵也明显展示这样的“创意型”现实:微软、谷歌、雅虎、亚马逊、“脸谱”等新兴跨国公司的创始人,皆是美国最新一代的亿万富翁。
无论是华尔街还是硅谷,这些财富新贵大都可说“白手起家”,但加深了美国上层社会的一个传统特色─他们无不具有常春藤精英教育背景,以及因此带来的有形和无形的社会资源。
中国传统的政治精英道路是“学而优则仕”。美国也不乏学人从政。哈佛大学博士班的同窗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奥巴马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哈佛前校长萨默斯,诺贝尔物理奖得主、能源部长朱棣文等人都是例子。
但是美国以民主立国,从政“正途”是选举产生的公职。像上述学人那样依靠任命踏入仕途,不免有点类似中国科举时代的捐纳和荫封“异途”。竞选出身的“科班”政客集体,无过于美国国会。
哈佛大学高材生、《纽约时报》大牌记者纪思道几年前曾经归纳过美国国会议员的职业出身:218名是律师,12名是医生,3名是生物学家。至于国人曾经认为“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数理化学人,则一个都没有。
换言之,美国通过竞选从政的精英最多是有法学博士头衔的律师,说得再通俗一些是“讼而优则仕”,其次是曾经悬壶济世的医学博士。这一情况与美国精英教育重点相辅相成,两者间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关系。在2010年初夏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台上宣读的本科生直接读博的去向,第一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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