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现代性与未来中国政治的理想维度

　如果乌托邦意味着最美好的政治希望，那么，它并不是用来直接诉诸实践的，它的用处限于思想的层面：它可以启迪我们的政治想象，激发我们的政治活力，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批判现实的清晰参照。
　　
　　乌托邦语境下的现代性反思
　　张彭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很早的时候我就明确意识到，要理解现代中国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乌托邦一定是个不能绕过的重要主题。
　　在彭松这部著作里，有三点引起了我的注意。其一是他对乌托邦概念的辨正与澄清。在我自己有限的阅读经验中，乌托邦这个概念常常被泛化，乃至滥用，其内涵有时甚至扩大到了这样的地步：乌托邦被用来指称任何意义上的理想社会。很显然，这样做的结果是使乌托邦一词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其二是他将乌托邦与现代性问题关联起来思考，自觉地在古今之变的视野里探讨乌托邦的意义。这实际上是他这部著作的主要关切点，无论是从书名还是各章的标题都可以清楚地看出。其三是他也将乌托邦的问题关联于马克思主义，这大概和他以前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背景有关，也表明他能够自觉地将对乌托邦的思考关联于中国政治，甚或对中国政治的关切还是他选择乌托邦作为研究主题的主要动机。
　　乌托邦所要探究的是“最好的国家制度”，这一点可以从托马斯•莫尔那部大书的全名清楚地看到。而关于什么是“最好的国家制度”的追问，虽然在思想层面可能需要诉诸哲学的基本理论或神学的基本教义加以论证，但在心理层面则往往源于对现实国家制度的不满：说莫尔的《乌托邦》意味着对英格兰都铎王朝的政治现实的批判当然是持平之论。不过，主导着乌托邦思想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心理因素是希望：人总是能够希望，而且是无端地希望，哪怕身处绝境。如果“最好的国家制度”首先是在人类的希望中呈现出来，而哲学或神学所能做的，只不过是为之提供一种可能的论证或说明，那么，我们就应当将理解乌托邦的重心放置在希望这一人类先天具有的心理能力上。然而，哲学理论或神学教义往往在逻辑上给予乌托邦思想以基础性的支持，这一点亦不应忽视，特别是在崇尚“拒斥形而上学”的时代氛围里。如果我们狭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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