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研究之对象。这种对象的把握,并不局限于历史事件,而须有一种心灵之默契。在排除了逻辑概念的方法以及历史考据的方法后,牟宗三称这种认识普遍价值的途径为具体的解悟,“吾人了解事理之事亦不是把此事当作一物理对象而辨别其物性,而是如其为一事理之事而了解其对于理念的表现之作用或意义,”同唐君毅则论之更详,“吾之精神,即一一加以承载,随之升降,随之起伏,以体验其理想之实践与价值之实现,而涵容之于一心,则吾之当下之此精神,已为一普遍化而遍运于吾所知之历史世界中之精神,吾由吾之置身于历史之精神能如是普遍化,再将吾之如是普遍化之精神客观化,椎而上之,使之弥纶充满于历史之长流,再置定此精神之为超越我而自存,则终将一见民族之历史为一整一之民族之实践历程,而其中有客观的普遍之精神生命、精神实体存焉。而此历史,即皆为此普遍的精神生命、精神实体之表现其自身之历程矣。”历史精神、客观价值的普遍化与客观化亦即宋儒所谓一体之仁的推己及人而至家国天下,现代新儒家的历史哲学是将世界横断面的哲学描述置于时间之中,赋予其辩证发展的过程,而哲学地说明这种发展。
研究历史的关键在于领悟客观价值,但是对于既成历史之态度,并不能仅仅以客观价值为标准进行评判、客观价值具有道德性,如果仅仅以道德判断历史,就会如朱熹将三代之后的历史一笔抹杀,故须在道德判断之外加入历史判断,“历史判断者依辩证自觉之具体解悟对于辩证之理中的事,就其辩证地体现理念之作用或意义而辩证地鉴别之也,故历史判断即是辩证地通晓事理之辩证的判断。”牟宗三认为对于历史应该既有道德判断又有历史判断,“光道德判断固足以抹杀历史,然就历史而言,无道德判断亦不行(道德在此不能是中立的)。盖若无 道德判断,便无是非。所以,在此,吾人只就道德判断予历史判断两者之对比而融和之而皆予以承认。”甽在牟氏看来,历史上兼有此两种判断者为王船山,“古代贤哲中唯王船山能讲历史文化,其《读通鉴论》、《宋论》诸书,皆不失义理之正,而成为中国论史者之绝响,即因其道德意识强,而于道体与历史文化之具体领悟力亦极高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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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客观价值的三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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