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某些中西医临床医学设计和总结的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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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断言cAMP与cGMP即是中医阴阳学说的唯一物质基础，因为，如真这样做那就犯了结论“以偏概全”的错误。
有关工作的另一不足之处是，对所研究的证(如肝郁脾虚)的诊断依据多属主观性标准，如胁痛、躁郁、腹胀、食纳不振等，类似这些主诉多缺少定性定量的客观检测指标，故在此项工作中如能深入探索肝郁脾虚一至两项具有特异性的有关辨证的定性和定量方面的客观指标，并进一步采用疏肝健脾方药后能促进cAMP与cGMP的变化趋向正常，则其指导临床医学的意义将更大。
上述缺陷也反映在另一篇题为“××××例肝郁脾虚病人cAmp含量变化及其发病作用初探”的论文中。该项工作虽有对照组(这点是难能可贵的)，且进行了数据的统计学处理(这点在其它医学论文中也较易忽略)，但因其辨证依据多只是烦躁或抑郁、胁痛、纳差、腹胀、乏力等主观证候。而使用的方药，如柴胡、黄芪、连翘、党参等，从中医证治有关理、法、方、药来分析，与疏肝健脾的治则似还不十分切合。从而有碍临床疗效的进一步提高。故在临床科研中如何使药证相符确是一个值得十分注意的重要问题。
如在同一项科研的另一篇有关临床研究的总结中，由于做到了使临床研究与实验研究相结合，选用了一批起点较高的测检指标(如血液流变学的有关测定，放射免疫法观测cGmp与cAmp的变化，D－木糖吸收试验，体液及细胞免疫测定，植物神经功能检查等)，增强了本项工作的深度和广度。更难能可贵的是，临床采用了双盲法和对照组，且对部分病例进行了半年至两年的追踪观察。无疑地，这些方法和有关数据的取得有利于确切疗效的评定，并增强了其科学性。当然，由于治疗组观察病人共有124例，而对照组却只13例，相对而言，对照病例似嫌较少，这显然是值得注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如前所述所拟的复方(或其注射液)治疗肝郁脾虚证，虽有一定疗效(总有效率约为75．8％)，但应该说其效果还是不够理想的，如能从方药的配伍组成和辨证分型方面进一步循中医理法方药的特点加以探索，则其临床疗效可能更为提高。
此外，在有关D－木糖吸收试验方面，作者虽用作肝郁脾虚辨证的生化指标，且经实验初步证实各病种组与对照组比较，其尿木糖排泄率均低于正常，但考虑到其影响的因素较多(如年龄大小、胃排空时间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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