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度文化研究知识生产状况一瞥

文化研究的困境?
　　文化研究在中国虽然已经有10多年的历史，但它到底是论文联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有效地拓展了新的知识生产领域，还是深陷泥淖不可自拔，却依然众说纷纭。2011年第7期的《文艺研究》在头条位置推出了盛宁先生的重头文章《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文章尖锐指出：文化研究引入中国虽然已十多年，“然而真正有分量的成果却鲜有问世”，“这个研究炮制出的大量文字甚至至今仍在原地踏步，未能跳出‘何为文化研究’这一最初的提问。”作者认为，导致这种文化研究“困境”的原因，是“我们从一开始就把本该是批评实践的文化研究，误当做所谓的‘理论’去没完没了地揣摩研究。结果，我们始终未能找准自己的研究对象，始终未能提出应该解决的问题，致使研究陷入低水平的重复的怪圈。”文章认为，走出这个“困境”的途径是“改弦更张，认清文化研究的实用性宗旨，把对文化研究的伪理论兴趣转向对于现实文化现象的个案分析，这样，我们才有希望早日走出目前的困境。”盛宁先生对文化研究恨铁不成钢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但其对于中国文化研究10多年业绩的几乎全盘否定和一笔勾销，却是草率和简单化的。文化研究的确是一门极具实践性的知识生产领域，我们自己也早在多年以前就呼吁中国的文化研究应该尽快进入对于中国文化现象的个案研究。但是必须承认，在文化研究的草创期，介绍一些西方的文化研究成果，借他山之石以攻玉，仍然是必要的，否则就会陷入自说自话。回想90年代初期，我们即使和学术界同行提起“文化研究”，说文化研究是当今处于前沿的知识探索领域，对方常常一头雾水：文化研究?对文化的研究?我们不是早就有对文化的研究吗?这种情况在今天想必已经很少见了。
　　当然，盛宁先生呼吁中国的文化研究要尽早找到“自己的研究对象”，“自己的问题”，要“对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和重构”，是非常对的。但客观地说，这个观点很早以前就已经引起了一些文化研究学者的关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