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风案与“群体心理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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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尽管因他而受难，尽管因他而消磨青春，可是，一旦获得自由，一旦可以重新沐浴阳光，他们对他敬重依旧，情意依旧。”（李辉：《风雨中的雕像——关于胡风的随想》）
胡风是无可争议的“权威”，在朋友们的心目中具有崇高的位置，因此，当在解放初期遭到了“不公”对待的时候，他和友人的反应就可想而知了。
写“三十万言书”的胡风及其友人
群体容易产生极端现象。桑斯坦认为，“如果群体成员认为他们具有一种共同的特征和高度的团结一致，极化的程度就会加强。”另外，在群体中，“人们会修饰自己的立场，以免和群体的其他成员比起来自己显得胆小或谨小慎微”。因此，“群体对明显的不公平行为提出抗议的倾向要大得多”，而且，“讨论之后，小组的结论一般要比人们的个人判断更为偏激”。
1949年之后，胡风虽然也写了《时间开始了》等诗歌来欢呼胜利，但是却得到了意料之中的冷遇。工作迟迟得不到落实，写了文章无处发表，自己和朋友不断被点名批评。在新的秩序面前，胡风的江湖地位岌岌可危。一贯自尊自傲的胡风当然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在随同“三十万言书”（即《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俗称“三十万言书”，下文用此说法）递交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中，胡风愤愤不平地抱怨：“两年多以来，我自己终于被一些同志正面地全面地当作了文艺发展的惟一的罪人或敌人，不但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还完全被剥夺了劳动条件，这中间，我曾经尽可能有的真诚做过努力，但一次又一次都失败了。”胡风对“一些同志”的不满和自己所受的委屈充溢于字里行间，而他希望党组织明朝秋毫、辨别忠奸，却是错误判断了局势，显得过于天真了。
胡风决定上书，在一定程度上说，与朋友们的打抱不平有很大关系。胡风在解放后郁郁不得志，难免牢骚满腹，而他的朋友们，更是怒气冲冲。他们不断讨论，把问题归结为周扬等人的挟嫌报复。按照群体心理学的观点论文联盟*，在此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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