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本质主义与文学理论的“美学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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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反本质主义”，学界近几年展开过激烈争辩。童庆炳先生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因承袭苏式教材较多，被当成了本质主义的代表。但在回应中，他断然否定自己是一个本质主义者。因为在他看来，经由尼采、马克思、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的努力，所谓本质与反本质之战早已偃旗息鼓，毫无悬念了。在此意义上，他认为自己恰恰是一个秉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反“本质主义”者。反本质并不意味着事物没有本质，“事物的本质是指事物的呈现出相对稳定的一致性的特征，它是被历史社会文化语境建构起来的。”这一表述与陶东风的建构主义竟然有着惊人的近似。两者的趋同通过福柯“事件化”这一概念得到进一步的强化。陶东风的建构主义特别强调知识的“地方性”与“历史性”。这一理论的形成主要得益于福柯的“事件化”观念。在福柯那里，“事件化”这个概念首先是指对于“自明性”的决裂，它意味着把所谓的普遍理论、真理还原为一个特殊的事件，它坚持任何理论或真理都是特定的人在特定时期、出于特定的需要与目的从事的一个“事件”。与之相对应的是历史学的“非事件化”，“由于历史学家失去了对事件的兴趣，从而使其历史理解的原则非事件化。他们的研究方法是把分析对象归于最整齐的、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最终外在于历史的机械论或现成结构。”正是从“事件化”的观念出发，陶东风对已有文艺学学科体系进行了否定性评价，并力图将其还原为事件性的知识论。童庆炳明显不全然排斥这一建构主义思想，甚至认为《文学理论教程》的产生过程就是“事件化”的体现，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特定的事件：这本教材不仅是邓小平“文艺不从属于政治，但也不能脱离政治”的一种学术表达，也是一代学人在“文革”结束后提出的新理论。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兼顾到文学审美特性和意识形态性的理论，基本上符合那个时代语境的历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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