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联马克思主义到文化马克思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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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tory, the New Left, and the Origin of Cultural Studies,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0-44.)。这一时期最值得一提的理论成果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多布的《资本主义发展研究》。该书贯彻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从经济史的角度对作为社会形态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进行了首次系统研究(注:See Maurice Dobb,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46.),结果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引发一场关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大讨论,“小组”也由此为人所知。另一个是希尔的《1640年英国革命》的1955年修订版。该书坚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解释17世纪英国革命,强调这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是一场失败了的民主革命(注:See Christopher Hill,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640, Lawrence and Wishart, 1955.)。尽管这一观点至今仍然不断被攻击,但却已经成为该问题上的主导性观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原“奥登一代”回归传统或主流的同时,年轻一代左派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成长起来了。和那些以“愤怒的青年”而闻名的左派文学家一样,以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 1918-)、雷蒙•威廉斯以及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 1932-)为代表的新一代左派文学理论家大多出生工人阶级家庭或英国的海外殖民地。因此,虽然他们大多不是英共党员(威廉斯在参加二战前曾加入英共,但后来没有再登记),但当时都采取了亲英共的激进左派立场,并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不过,作为战后在剑桥、牛津成长起来的文学理论家,他们在思想上首先受到的是以利维斯为代表的“细察派”的深刻影响。就像威廉斯后来评论的那样,利维斯吸引他们的主要有三点:批判工业主义的文化激进主义立场,从文学走向文化的实用批评方法,对成人教育的极大重视(注:Raymond W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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