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国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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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是北京大学的一分子了，可以称大家为“同学”了。我衷心感谢北京大学给了我很高的荣誉，授予我“名誉教授”的称号。北大是我从小就很仰慕的大学。我的亲伯父就是北大的毕业生。故乡人大多不知道他的学问如何，但听说他是北大的毕业生，便都肃然起敬。我念初中时候的班主任也是北大的毕业生。他学识渊博，品格崇高，对我很爱护。虽然现在时隔五六十年了，我还常常想念他。
　　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中起了领导作用，整个现当代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与北大师生的重大贡献分不开的。每当我们想到北大，就会想到开明、开放的蔡元培校长，想到眼光远大的马寅初校长，想到许许多多的大思想家、科学家、作家、学者、教授以及跟北大有关系的大学问家们。北京大学有许多优良的传统，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对国家、社会的深切关怀；二是有容乃大的自由的学术空气。最近几年我在牛津大学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感到，牛津大学自由开放的学术空气和博大精深的学术研究是世界一流的，但牛津大学的老师、学生对于国家、对于社会、对于人民的关怀和牺牲，目前却大大不及北京大学的师生。抗战时期，我考大学的第一志愿就是西南联人。西南联大是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合办的。我有幸被录取了。或许可以说，我早已是北大的一分子了。不过那时因为我没有钱，西南联大又在昆明，路途遥远，没办法去，所以我不能较早地与北大同学结缘。今天我已作为北大的一分子，跟大家是一家人了，因此感到莫大的荣幸。
　　我一生主要从事新闻工作。作为新闻工作者，对每一门学问都须懂得一点，但所知都是些皮毛，很肤浅。专家、教授则不同了。他们对某一门学问有钻研，懂得很深。这是两种不同的接触知识的方式。我是新闻工作者，当教授是全然没有资格的。但幸亏我是“名誉教授”。名誉教授就没有关系了，话讲错了也无所谓。我下面要讲的话，真的是要向各位老师和朋友们请教的。这不是客套。在中国学问上要请教最好的老师，当然只有到北大来，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我今年春天去过绍兴，到兰亭王羲之以前写字的地方。那里的人要我写字，我说在王羲之的地方怎么可以写字呢?但他们非要我写不可，我只好写了8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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