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文学中的“劳动”与“尊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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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所以在评剧《刘巧儿》中就比较全面了。《刘巧儿》里面呈现为什么嫁给他就提供了比较像一个完整的人的形象，没有一刀切下去说他能劳动：
我爱他身强力壮能劳动
我爱他下地生产真是有本领
我爱他能写能算他的文化好
回家来他能给我做先生
我爱他会说会笑会歌唱
他要是唱起歌来呀
大人小孩全都爱听
我爱他来他也爱我
我们两个相爱不愿离分
排在前面的仍然是劳动。下面文化进来了，学文化在1950年代初是一个全新的高潮，办了许多工农速成中学，给底层的人学文化，学知识。这是一个执政党面临的非常严峻的问题，共和国成立时党员人数是320万，69%是文盲，就是说执政党总数中69%是大字不识的人。这带来了一系列的道路选择、制度设置的问题，所以学文化插进来，是跟劳动一样重要的一个价值标尺。但是更重要的我们看到“会歌唱”，这是评剧里面提供的一个丰富的标准。它跟法令无关，而且“会歌唱”这件事情又是唱出来的，这很容易使我们想到叙述层次的缠绕。整理：WWW.YbAsk.COM 。
“我爱他来他也爱我”，这才是最重要的。到了50年代初，在一个蓬勃的建设时期，劳动的价值就显得没那么单维了，显然加进了很多比较丰富的维度。
这一时期的海报都比较有意思，刘巧儿戴着大红花，直接的就是劳动模范戴光荣花，参军会戴着个红花，再往上推就是旧戏曲里状元奉旨成婚会戴这个红花。以前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不合法的，怎样赋予这个不合法以一种正当性呢？最高权力皇帝下旨状元可以没事儿，就戴一个大红花。这个大红花恰恰指出来刚才我们所说的，劳动不是单一的价值，反而还需要政治和政权的支撑。
下面这个《小二黑结婚》，我自己注意到那个白毛巾裹在头上，这是农民的重要标记。可以明白后来陈永贵当了国务院副总理，接待外宾、出访阿尔巴尼亚还是戴着他的白毛巾，这是陈永贵强调自己的象征符号的重要性，他是大寨里面“受”出来的。在民间没有“劳动”这个词，“劳动”是知识分子引进的欧化词，劳动人民就叫“受”，或者叫“受苦”、“受活&rdquo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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