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学史的建构及其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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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视野。”另一种可能会认为:“他根本不是一个德国哲学家,他只是一个在中国的德国哲学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认为,这位学者经过很多格义功夫做出来的东西,与当下正在德国发展的理想主义的方向性及其内在资源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另一方面,这位学者怀抱的在中国文化氛圍中通过对德国理想主义的进一步阐发来开阔强势的中国文化视域的愿望,无疑会被人们视为痴人说梦。这位学者的工作还能不能做下去?如果做下去能不能获得预期的效果?这就需要对于发展前景具有信念,同时需要自我积蓄,需要待以“十年机缘”。 这一比况的意味是十分丰富而深长的。百年来几代学者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现代转化,不正是追求着将杜维明虚拟的境况变为现实吗?田文军教授的系列论文大体呈现了这一过程以及贯穿其中的思想脉络,从而为中国哲学(史)的继往开来留下了一批既有学术性、又有思想性的阶段性成果,值得学界和社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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