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语言学研究中几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
|
|
|
言生存的环境因素时，她用了Harald Haarmann建立的生态语言学变量，其中包括种族人口统计、种族社会、种族文化以及其他方面的各种因子，这些构成了一种语言的“环境”。
薄守生和董照辉认为：“语言环境是由人口、文化、经济、社会、交通、信息传播等因素构成的，也就是说，语言环境涉及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其中社会环境是语言环境的主要组成部分，社会环境非常复杂，是一个远离平衡的开放系统。”所以说，语言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的高度相关性并不能说明语言的生物属性。
沙漠地区生物数量极少，更不适合人这种物种的生存，也就没有语言存在，可以说在这种区域内生物的数量和种类与语言数量和种类高度相关，但人类这种生物与其他生物有着本质的区别，人并不是完全被动地适应自然，人可以改造自然。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就是最好的例子。同样，世界上有着广袤的原始森林、热带雨林、大平原、大草原，在那里生长着成千上万种生物，可是如果这些地方没有人种存在，就没有语言，所以这样“拥有高度的鸟类和哺乳动物的多样性”的地区并不“具有高度语言多样性”。
“具有高度语言多样性的地区也同时拥有高度的鸟类和哺乳动物的多样性”，这样的结论并不能证明语言与生物的直接关系的另一个关键点是语言的自然环境问题。我们也认为自然环境也是语言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这个语言的自然环境与生物的自然环境并不完全相同。
薄守生和董照辉认为，地形复杂、交通不便、条件恶劣的区域会对保持语言多样性形成一个保护屏障，又是保持生物多样性的一个屏障，这是自然环境对语言多样性的影响，但不能说明语言濒危与物种消失具有相同的规律。“把语言多样性比附于生物多样性更是缺乏根据，生物是自然的产物，遵循的是自然规律，语言是社会的产物，遵循的是社会规律。”④
语言的消亡与生态保护
生物多样性与语言多样性的关系是非直接关系。在生物多样性的生态地区未必都有人的存在，没有人就没有族群，没有族群，就形不成社会，也就没有语言的存在。
从生态学角度试图证明生物多样化与语言多样化有着直接联系的学者试图说明人类要想保护和挽救濒危语言，首先要保护生物（包括人类种群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
|
| |
|
上一个论文： 试论结构主义思想对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影响
下一个论文： 交替传译的神经语言学研究 |
|
用户登录 
新用户注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