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的，我看是够呛了，但是90年代初的时候都不能说这样的话，90年代初你几个月不见，他可能去搞房地产去了，他马上就发起来了，现在这个现象越来越少见了。这说明我们这个社会在经过了20多年的变化之后开始定型了，社会结构开始固化下来了。虽然我们的社会和美国相比还是一个发展非常快的社会。而美国到现在之后，我开玩笑说你们这样的社会是没有什么变化的社会，我说一个社会发展的快不快就一个标准，就是你在一个高楼上能不能看到一个吊车。你在广州也好，北京也好，只要是在中国的大城市，你推开窗户就能看到几部吊车轰轰烈烈的进行建设，但你要在美国看到一个吊车非常的不容易。为什么？美国那是一个已经定型下来的社会，而我们这个社会仍然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我们可以想想哪怕到今后10、20年的时间，无论怎样，这种变化仍然会以很大的规模在进行。尽管如此，我们基本的框架、制度的框架从90年代中期以后慢慢的开始定型了，今后这种变化还会发生，这个变化更多的不是发生在基本框架的层面上，是已经是在开始定型化的社会框内部进行。我们进行了25年的变迁，这个社会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到现在已经可以看出一些眉目出来了。这是我为什么要强调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这个社会结构变化的新的趋势的一个最基本的意思。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一些新的趋势，有利于澄清我们这些年来在思想理论界所存在的种种混乱现象。比较关心思想理论界的朋友们可能都知道，在最近10来年，思想理论界一个重要的争论，甚至其他的理论往往以它为背景，就是所谓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对立，现在这两派打得不亦乐乎，实际上两派到现在不仅仅是学术问题，已经是变成了相互的攻击。为什么？这里面最基本的问题是如何来看待90年代以来这个社会新出现的问题，关键是我们怎么看。一个问题在于当我们去观察90年代的新出现的问题、新的挑战的时候，我们所用的工具有相当一部分是在80年代形成的，为了分析80年代新的出现的问题而提出来的，比如说左和右，改革和保守等等。用这样的工具和概念来面对90年代的问题已经远远不够了，或者说很大程度上已经过时了。由于我们的争论，仍然使用80年代的工具，结果就造成了一系列混乱。当时在第二个报告中有一个问题讲超越意识形态就是基于这个基础上，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形成一个新的框架来看我们正在形成的新的社会？对这样的新的社会最早产生社会定型化的感觉是在1993年到1994年的时候。当时中国有一句话：微观不好宏观好，除了年纪太小的朋友之外，年龄稍微大一点的都知道这句话。我记得我当时到浙江的时候，和一些企业家一起吃饭，他们就提出这个问题，怎么解释这个微观不好宏观好？就是说，你看一个一个的企业，看到它的经济情况非常不好，东西生产出来卖不出去。他有很萧条的感觉，市场的情况不好。但是什么叫宏观好？我们每年宏观经济增长的数字非常好，按那个数字仍然是很高，8％、9％。 从理论上说，这个宏观不就是由这个微观构成的吗？那为什么会微观不好宏观好？要解决这个困惑人们自然会想到一点，就是我们的宏观的数字有问题。比如说亚洲银行对中国的gdp要先扣掉两个百分点来算，比如说你增长8％，我就划圈，你就增长6％。我回到北京之后，就找能够掌握中国宏观经济状况的权威朋友，问他说中国宏观数字当中有多大的水分，他说有差不多两个百分点，和世界银行的差不多。即使是减掉这两个百分点，觉得还不够。你8％减去2％还有6％，还不错。这个微观和宏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大的差呢？当时我们没有把他当作一个新的逻辑，新的社会来认识。产生这个认识已经是10年以后的。再往后一点，到了1995年、1996年、特别是到1997年的前后，微观不好宏观好演变成高增长下的普遍的萧条感。这时候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很多的，但这个时候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产生了很强的要过紧日子的感觉。当时我曾在《中国经济时报》有一次开会，曾经吵过半天怎么看当时经济的问题。当时经济学强调说，主要是产权的问题，经济中遇到的问题大多数是产权的问题。我们反驳说产权问题是重要的，现在决不不仅仅是产权问题。现在的不景气，或者企业经营不景气并不仅仅是表现在国有企业上、民营企业上，最基本的问题是什么？你生产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就卖不出去。现在我在大街还经常看到跳楼价，出血价、开天价，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我记得我在人民大学教书的时候，有一天早上我一个女同事给我打电话，跟我说她在早市上买了一条裙子，15块钱，质量还好，她说怎么能便宜到这样，论布料也不够布料钱，论工钱，也不够工钱，这个东西怎么能便宜到这样。我不知道广州的市民是什么感觉，1997年、1998年、1999年这段时间我把它叫做高增长下的普遍萧条感。特别是一部分市民，开始产生过紧日子的感觉就是这个时候开始的。到了2000年前后时候，另外一个东西我们就能够看到了。2000年是中国经历了经济增长率年年下降之后，第一次出现反弹，gdp增长达到8％，这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说的。但这一年，我们看一看社会的状况，在gdp8％的情况下，是非常不利。贫富差距的问题没有什么改变，而且出现恶化就业的问题没有好转，社会治安的问题没有好转，还在恶化。 这和我们80年代不一样。80年代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逻辑，经济每增长一步，社会的状况就会随之好转，由此我们可以理解80年代的问题主要是由于匮乏、贫困、经济发展水平低造成的，当时只有一个经济政策就行了；只要经济增长了，社会的状况就会发生好转。但是2000年这一天就象征着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经济的增长已经不能带来社会状况自然的好转。这可以理解中央为什么对社会政策这一块给予相当的重视，就是因为现在需要一个独立的政策。经济的增长已经不能自然的状况好转，需要有一个办法长它好转。怎么把经济增长的成果怎么转化为社会进步的现实的问题。最近这几年，从上到下已经开始重视社会政策，这是一个基本的背景。然后，再往前都就觉得问题还不仅如此。到了2001年2002年、2003年经济增加仍然在快速增长，这是没有错的，但是这时候，分析家就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每年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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