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后种瓜种豆的生活方式，你如果是房前屋后种瓜种豆，你时不时在地里摘一把菜，起码比放在冰箱里新鲜吧！至少在农村这个问题是不现实的。我在陕北的时候住在一个村子的窑洞里，看到洗衣机装的就是粮食，我问他洗衣机什么时候买的？他说结婚的时候买的。用过吗？没有！那你为什么要买这个？因为结婚的时候都得买这么一套！为什么？电有，但是他们住的地方是在小山坡上，用水不方便。到后来，我和我的一个同事一人出了1500来块钱，给他安了一个水泵，才解决了吃水问题，洗衣机才派上用场。现在我们十三亿人口，好像一屋总共有13个人，这里有4个人在包饺子，但是他们包饺子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吃，他得卖饺子，他通过卖饺子养活他们4个人（自己），还得养活他们的家属。家属有几个呢？城市家庭是两个养一个，一亿农民工一个养两个，算2个，一亿个失业的工人，一个养2个，又是2个，他得养5个家庭，4人各个包饺子，靠卖饺子养活他们4个人，再加上5个家庭，一共他得养活9个人，总共13个人。现在饺子已经包好了，等着卖，但是马上有9个人站出来说饺子很好吃，但是我们买不起，我们就喝饺子汤好了，这就是9亿农村人，还剩下4个人，当中又有一个人说，这个饺子我买得起，但是我不爱吃，我想吃烤鸭，这就是城里那个，说要买汽车还要买进口的，说买彩电他还要买松下的，这就是我们城市化的问题。城市化解决不了，耐用消费品的问题就解决不了。 第三个因素就是贫富差距。贫富差距带后面我还要讲，但是最基本的说法我觉得是可以成立的：20％的人拥有80％的财富，80％的人拥有20％的财富。城市当中去掉失业下岗的不就是剩下的20％，而大部分财富就在这些人的手里，这些问题就来了。20％的人拥有80％的财富，对于他们带来说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已经处于饱和状况。因为他得有一个限度，我有钱，要房子，五套、十套够了吧，买车也是一样，这是作为中国富裕的群体来说，他得有个消费能力，就中国来说这种消费处于饱和的状况。那一头呢？80％的人拥有20％的财富，他们有消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但是没有现实的购买力。中国的社会结构就这两大块，耐用消费品卖给谁呢？这涉及到理论的问题，就是公平和效率的问题。其实公平和效率问题在我们看来，没有一个理论上的、一般化的、可以概括的公平效益的关系，这个公平和效益的关系都是以特定的背景而确立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80年代和90年代的不同，就这种关系来说，90年代和80年代明显的大差异。可以说，80年代社会经济不平衡一点可能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有好处，发展经济学家当中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一个国家为什么穷？就是因为他穷！。前一个穷是说他经济增长速度慢，第二个穷是说他资本形成很低，资本形成和财政的分配应该是联系在一起的。同样200块钱，两个人分，怎么分？一种是一人100块，可能一个月以后各自花了90，还剩10块存在银行，这时有了10％的资本形成；我们再换一种分法，一个人给50，给另一个人150，分50人的人，他日子过得有点难，但是糊弄糊弄也就过来了。然后，分150的那个人当然比分到100的时候生活过得好一点，浪费一点，花掉了110，到这一个月过去的时候，把40存进银行，变成了投资，然后我们说他有了20％的资本形成，资本形成率提高了一倍。这个时候，我们看到配制稍微不平衡一点、差异大一点对经济增长是有好处的，可以提高资本形成率。这个逻辑在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期对中国来说是成立的，在当时的情况之下贫富差距拉开一些，对中国经济是有好处的，至少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是有好处的。 但是到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因为现在最主要的问题不是资本形成问题，资金的问题、资本的问题，现在被地方政府夸大了，到处嚷嚷招商引资，甚至用不合理的政策去招商引资。如果你有一个项目，真正有市场，在中国缺少资金吗？不会，现在真正的问题是市场的问题，是这个东西生产出来的时候销得出去销不出去的问题，有没有人买的问题，这个经济增长的瓶颈，已经由资本转向了需求，所以现在制约中国经济增长更多的问题不是资本的问题，而是需求的问题，这从一个侧面可以佐证90年代的经济和80年代的经济已经不是一回事儿了，拿公平和效率来说已经大不一样了。原来我们说公平可能会妨碍效率，但90年代，从效率的角度来考虑，公平是中国经济增长当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了。从上面三个方面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开始在从生活必需品时代转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的过程中，正因为它太习以为常，太不足为怪，但是实际上它深刻影响到我们这个社会的基本进程，我们这个社会所遭遇到的基本问题就是和这样一个转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这是我们90年代中国社会的一个最基本的背景。 90年代和80年代在这个背景下的不同有几点：第一，和人们的利益最相关的改革，比如住房制度的改革、用工制度的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医疗制度的改革等等，都是在90年代发生的，80年代的时候基本上说什么好改改什么，什么不好改放一放。所以把这些改革都拖到了90年代，社会当中最重要的资源是在这个时候分割的，人们和最重要资源的关系是在这个时候改变的；第二点，如果说80年代的改革也涉及到格局的调整的话，那么这个调整是一个过程，到了90年代调整出来的格局开始定型化了，开始定型化为一种社会结构，这是90年代和80年代不同的一点；第三个背景是全球化的趋势以中国更深入的加入全球化的过程，这一点我就不多讲了。 第三个大问题，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说，这种变化究竟发生在什么地方。第一，社会资源的配制格局的变化。我们在分析社会结构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就是社会结构和资源的关系，社会学讲资源的时候比经济学讲的范围要大，它讲的是三种，第一种是经济资源，第二种是*资源，就是权利，第三种社会资源，社会的威望，社会地位等等，最后两个人们容易忽视，其实这三个东西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文革时期，我们把知识分子叫臭老九，他们*地位很低，经济地位不低了，他一个月30、40块，而一个二级技工也就那么多。社会地位呢？社会地位就是受到人们尊重的程度，这其实非常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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