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积极推动文官制度的改革；1877年成立了第一个民间性的纽约文官制度改革协会，随后有更多的地方性文官制度改革协会成立；1881年成立了全国文官制度改革协会。协会积极从事宣传鼓动工作，并且起草了文官制度改革法案，即后来的《彭德尔顿法》。公众舆论对改革法案的广泛支持，直接影响到议员的态度。1883年，参众两院终于通过了由民主党参议员乔治·亨特·彭德尔顿提出的《文官制度法》（即《彭德尔顿法》），并由总统签署生效。文官制度改革运动终于结出了硕果，它对于防止由政党分赃制带来的各种腐败现象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第三次是进步主义运动。进步主义运动针对的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各种社会和政治问题如贫困问题、腐败问题等，知识分子、新闻界和作家群体是进步主义运动的主要推动力量。他们通过著书立说，出版报刊杂志，进行调查性的新闻报道，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和腐败丑闻，引起公众对有关问题的广泛关注。各种民间性改革团体大量涌现，进步主义运动成为一场全社会的改革运动。19以来，进步主义由社会运动发展为大规模的政府改革浪潮。消除政府腐败，改善政府管理，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成为这场改革运动的主要目标之一。这些政治改革对于改善政府管理和推动美国政治的进一步民主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对于降低腐败的程度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第四次是政府道德革新运动。20世纪60年代以来，揭发政治丑闻的调查性新闻报道一浪高过一浪，并在对水门事件的新闻报道中达到了高潮。这些揭丑性新闻报道，引起了公众对政治家道德品质的广泛关注，并迫使政府采取相应行动。提高公职人员道德水准成为70年代以来反腐败立法浪潮的一个主要内容。旨在革新政府道德的反腐败立法在民主党的卡特任总统期间达到了高潮。这场政府道德革新运动一直持续到80年代。它对于降低美国政治腐败的程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⑧美国独立建国后，由于建立了现代廉政制度体系，即使在腐败高发多发期间，这个廉政制度体系也具有通过政府改革遏制腐败的能力，因而避免了因腐败猖獗而陷入暴乱和革命之中。

媒体揭露腐败丑闻、国会监督、司法调查、政治和法律改革相结合，使得战后日本在包括首相在内的政要相继卷入腐败丑闻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了高度的政治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占领当局对日本强行进行了“民主改革”，并为日本制订了“和平宪法”，确定了二元君主立宪政体。日本随后几十年在政府主导下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成为亚洲经济的领头雁。但与此同时，日本政治腐败的程度也有所提高，出现了政治家腐败丑闻迭出和业务类公务员相对廉洁同时并存的奇特景观。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也是政治腐败高发多发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日本政治家腐败丑闻相对较少，但进入70年代后，政治家腐败丑闻频频曝光。从70年代的洛克希德案到80年代的里库路特案，以及战后日本最大的政治丑闻——新生宇宙公司案，再到90年代的佐川急便案，日本政坛政治家接受大公司非法款项为其谋取利益的丑闻层出不穷。田中角荣、竹下登、中曾根康弘、海部俊树等多位首相被卷入丑闻，内阁大臣、国会议员、执政党党魁卷入腐败丑闻的更多。腐败丑闻发生后，这些政府显要被迫辞职，田中角荣首相不仅因腐败辞职，还被关进了监狱。由于对竞选资金的筹集和使用缺乏严格的法律规范，有关竞选捐款和竞选资金使用的腐败丑闻成为腐败高发多发的主要领域。日本的新闻媒体和在野党在揭露腐败丑闻推动政治改革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日本的新闻媒体在揭露政府高官的腐败丑闻方面可与美国媒体相媲美。前述几起涉及日本首相的腐败大案，都是在媒体进行深入的调查报道和在野党在国会中的穷追猛打下才取得突破性进展的。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自民党和其他国会政党中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强烈。国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制定了“国会议员资产公开法”，让全部国会议员的资产公开。⑨日本的例子表明，现代廉政制度体系所拥有的选举问责机制和闭合性的监督制约机制，保证了即使政府首相等政要人物卷入腐败犯罪或腐败丑闻，政局也不会陷入动荡和混乱，不会出现军事政变和暴力反抗等血腥场面。这是因为在现代廉政制度体系中，卷入腐败丑闻的政府领导人会受到舆论、法律和选票的三重惩罚而黯然下台甚至锒铛入狱。执政党为了继续执政也会努力推动相关政府改革。这些无疑大大降低了因腐败而发生革命、暴乱和军事政变的机率。

媒体的调查性报道、独立的司法调查和强大的公众舆论，使印度反腐败斗争保持了活力。即使在政府领导人卷入腐败丑闻的情况下，印度政局仍然保持了高度的稳定，其秘诀在于卷入腐败丑闻的领导人难以逃脱司法调查和选举问责，而不用诉诸暴力手段。1757年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1947年印度独立，1950年印度共和国成立。由于长期实行政府管制经济，印度的寻租型腐败比较严重，同时为了筹集竞选经费，各主要政党及其领导人与不法商人相勾结的事例也比较多。印度共和国成立以来，印度曾经发生多起国家最高领导人（政府总理和主要政党领导人）贪污贿赂的丑闻。印度的清廉指数在1998年为2.9，为3.4，说明其廉政状况有所改善，但仍属于腐败比较严重的国家。但另一方面，由于权力监督制约的闭合性，即使卷入腐败丑闻的是国家最高领导人，在新闻舆论的压力下，反腐败机构仍能独立地开展调查并将结果公布于众，选民也可以用选票将腐败的政府领导人赶下台。健全的法制、独立的司法系统、自由的新闻媒体和强大的公众舆论，使印度的廉政建设始终保持着活力。即使国家最高领导人卷入腐败丑闻，照样会受到司法调查，也会在选举中受到选民问责，这些都促使印度在逐步改善廉政状况时保持了政局的稳定。

建立在专制主义政治基础上的传统廉政制度体系由于缺乏选举制度、分权制衡制度和来自社会的约束和监督，难以长期有效地遏制腐败，从而也难以使当权者逃脱政权兴亡周期律的命运。中国传统廉政制度体系的历史命运就是最好的例证。

秦汉以来的中国传统廉政制度体系是建立在君主专制和官僚政治体制基础上的。分散的小农经济和大规模的灌溉农业造就了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在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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