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关系来看，只有实行党政分开，将党组织的路线方针政策制定权和政权机关领导人选提名权等政治领导权与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明确区分开来，保障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各自职权，实现各自的权力和责任的归位，国家政权机关才能正常履行自身职责。从党、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来看，只有实行政社分开、政事分开，推动社会组织与党政机关在行政隶属关系和经济上的彻底脱钩，恢复社会组织的民间属性，才能使社会组织与党政组织保持适度的张力，以便于前者发挥对党和政府的监督制约作用。从发挥纪检监察、检察院、法院、审计等专门监督机构的作用角度来看，为了发挥他们在监督同级党委和政府中的作用，需要通过建立无重大过错任期保障制度和实行编制经费单列等方式增强这些专门监督机构相对于监督对象的独立性和自主权。

加强机构能力建设，需要开展大规模的教育培训，提高各个廉政机构人员的素质和专业水平。对在职人员需要通过大规模的培训，更新他们的知识和信息，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同时，在人员录用时严格坚持专业标准，录用受过正规大学专业教育的毕业生来充实各个廉政机构。同时可设立职业资格制度和信用管理制度，规定职业准入门槛，对违反诚信和职业道德的行为，可取消其从事相关职业的资格或进行信用方面的惩罚。

对那些权力、权利和资源与它们在廉政制度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不相匹配的机构性支柱，需要充实它们的权力、权利和资源。各个专门监督机构如纪检监察、检察、审计机关等需要通过完善相关立法增强他们的调查权、侦查权或专项监督权，同时从财政上保障他们有充足的工作经费和人力资源、技术装备。地方政府、公民社会组织和新闻媒体也需要通过制定和完善相关立法增强他们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同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政府购买服务和设立专项基金等多种方式为他们提供充足的财政支持。公职人员系统需要完善其工资待遇，消除工资发放过程中的拖欠现象，保证工资的按时足额发放，并将工资待遇同其工作量和实际贡献挂起钩来。

加强廉政机构能力建设，需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快发展电子人大，建立电子立法系统、电子代表系统和公民陈情系统。实现立法电子化，可以提高立法民主化程度，值得大力提倡。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系统、电子审计、人大在线预算监督、电子化的政府采购平台和招投标系统等，可以实现实时监控和信息的及时获取，值得大力推广。反腐败侦查手段也需要现代化，需要利用先进的技术侦查手段，包括电子监听和电子监控系统等。网上行政审批将减少行政审批中腐败行为发生的机率和人情关系的影响，同样值得大力推广。

（五）增强廉政制度体系建设过程中的透明度和参与度，提高廉政制度建设质量。

建构现代国家廉政制度体系的过程，应当是一个透明的和开放的过程，以确保公民享有最充分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惟有如此，才能真正提高廉政制度建设的质量。

廉政机构性支柱中党政权力系统内的监督同来自公民社会和媒体的社会监督构成一种相互补充、相互加强的关系。使党政机关向人民负责，离不开来自公民社会和媒体的社会监督。公民对各级党委和政府工作及其工作人员所享有的批评、建议、申诉、控告和检举权利的行使，需要以党委和政府工作的公开透明、财政预算和官员财产收入的公开透明为前提条件。媒体从事调查性和批评性报道同样需要党委和政府提高透明度。党政权力系统内的监督说到底是为了强化党政机关向党员和公民负责任的机制。人大监督、民主党派和政协监督均以党委、政府的决策过程透明和可参与为前提条件。专门监督机关对其他党政机关的监督同样需要后者的信息和档案的可获得性为前提条件。来自公民和媒体的信息和支持是专门监督机关同腐败现象作斗争的强大动力和宝贵资源。党政系统内的各种专门监督机关还需要接受社会的监督，它们也需要透明和开放，便于公民和媒体了解其工作状况并发表意见。只有在廉政机构性支柱建设过程中保持透明度和开放性，保障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权和发言权，廉政机构性支柱建设才会始终处于社会各方的监督之下，加强机构性支柱的努力才不会偏离方向，不会成为扩张部门权力、伸张部门利益的过程。

廉政立法质量是廉政规则体系建设的生命线。[21]推进廉政立法的民主化是提高廉政立法质量的关键。这是因为，廉政立法实质上是“管官之法”、“治吏之法”，是约束公共权力和官员行为的法律。如果任由特定官员群体和党政职能部门主导立法，而缺乏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则廉政立法要么陷于难产，要么漏洞百出，难以有效约束官员行为和制约公权力。没有廉政立法的民主化，官员群体和强势部门的既得利益就难以打破，高质量的廉政立法就无从谈起。廉政立法的民主化，要求立法过程透明和开放，保障利益相关方充分参与立法过程和各种意见的自由表达，保障立法过程中自由的、理性的讨论和辩论。廉政立法的民主化，要求实现立法主体的多样化和公民参与，从职能部门主导立法的体制走向项目立法体制。可以成立人大牵头的专门的立法项目小组，或实行立法草案招标制或委托专家起草制度，由财政提供专项经费预算，由立法者、专家学者和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廉政法律草案起草工作。廉政立法程序也应当体现民主立法的原则，实行开门立法，法律草案向社会公布，召开听证会，通过多种方式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在利益相关方充分参与和表达意见、形成共识的基础上，组织法学专家起草出廉政“良法”。对于各个地方和部门制定的大量廉政法律法规，应当建立备案审查制度和法律规范冲突裁决制度[22]，由人大专门委员会负责审查工作并提出处理意见。对于廉政法律法规的司法解释也需要建立审查机制，防止司法解释违反立法原意。同时需要做好廉政法律的立法解释，保证行政执法和司法符合立法精神和立法意图。

总之，现代国家廉政制度体系是体现纵向的公民选举问责和横向的分权制衡问责原则的一系列机构和规则的总称。建构现代国家廉政制度体系是有效预防和惩治腐败、提高对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问责度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是破除腐败魔咒、走出政权兴亡周期律的必由之路。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已经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