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名言：“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是农民问题。”同样可以证明在建设时期“三农”问题对中国的极端重要性，因为中国人口大多数是农民，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建国后第一年的社会改革是土改，邓小平领导的改革自农村开始，这些都具有必然性。三农问题始终是中国最大的问题，也是对中国的最大挑战。
２００１年以来，中央进一步提高了对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不论是从实现三步走的长远目标来看，还是从扩大内需的现实需要出发，“三农”问题都是应该想办法加以解决的。中国的“三农”问题已不单纯是一个涉及农业、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的局部问题，而是关系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性问题。中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近七成，如果农民利益解决不好，就很难说代表了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如果广大农民不能进入小康，就难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
在实行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后的一段时间，农民焕发了生产积极性，在过去极端贫穷的基础上大幅度增加了收入，改善了生活（１９７８—１９８４年人均收入增１５．９％）。但在经历了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增产连上三个台阶以后，农业收入增加缓慢。自上世纪９０年代后半期以来，中国农村经济的外部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
首先看农业：（１）基本农产品供大于求，加上进口商品的冲击，价格下跌，即使增产也难增收。中国城镇人口的“恩格尔”系数从上世纪８０年代的５５％左右一路下跌到２００１年的３７．９％，２０００年与１９９６年比，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了２０２０元，生活费开支增加１３９０元，而食品支出仅增加１０９元（其中外出就餐开支增加了１２８元，烟酒茶开支也增长了４０多元）。LoCaLhOST实际上，城镇居民在与农民收入直接相关的农产品方面的开支绝对额是在减少，其中粮食开支人均减少８３．４元，油料减少１０．２元，肉禽制品减少２５．３元，蔬菜减少１２．４元。这种下降的趋势不会改变，农民从农业产出中获得的收入就难有大幅度增长的前景。（２）农业生产出现“边际报酬递减”现象，导致农业成本增加。１９９９－２００１年农民纯收入仅增加７％，而农民农业经营费用支出竟增加了２４％。农业物耗率升高使农业劳动耗用减少。２０００年与１９８８年相比，粮食劳耗减少了４０．６％，棉花减少４７．１％，油料减少４５．３％，生猪减少了３４．６％，农业内部劳动力的剩余程度相应由１９８８年的３３％上升为约６６％。这就大大增加了农业人口就业的压力。
再看非农产业：由于大量商品供过于求，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市场又为属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墨西哥所挤占和面临东南亚诸国的竞争，出口势头受挫。农村工业产品在农村的消费市场有限，为了与城市工业争夺市场，就必须提高自己的有机构成，就发生了所谓“资金增密”问题。乡镇企业的人均固定资产原值在八十年代年均增长率只有８％，九十年代猛升到２４％，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竟高达３０％。乡村企业发展初期的机制优势和优惠条件逐渐丧失，而依靠自身积累来投资发展的能力大大减弱。这些因素都成为近几年来乡镇企业发展缓慢的原因。特别是不发达地区的乡镇企业处境更加困难。乡村企业“资金增密”的过程导致了资金代替劳动的趋势，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乡村企业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能力连年下降，农民来自非农产业的收入随之下降。１９９７—２００１年的５年间，乡镇企业不仅没有增加就业人员，而且还在减少，１９９６年乡企从业人员有１．３５亿人，２００１年则减至１．３０亿人。
从另一方面看，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使得农村消费处于很低的水平，农村人口的人均消费只抵城市人口的３．５：１。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近７０％，而消费额仅为全国消费总额的３７．４％。一方面，农业收入绝对额不断减少。１９９７—２００１年，全国人均农业收入绝对额减少了１０２元。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普查资料，全国２４０００多万农户中，６０％是纯农户（即家庭９０％以上的收入来源于农业），绝大部分农户的收入都处于负增长，尤其是中西部粮棉主产区的农民。而另一方面，农民之间、城乡之间收入和消费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继续扩大。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三农”问题的症结是“二元”结构的矛盾。“二元”结构的核心是工业化迅速而城市化滞后。上面说到的影响“二元”结构矛盾加剧的因素，不是在趋向于缓解，而是趋向于加剧。这说明“三农”问题也将更趋严重，不能靠局部性、临时性的措施解决问题。只有按照发展先进生产力的要求，促进城市的生产因素向农村流动，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加快城市化步伐，大力展农村经济，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才是根本之途。

一、大力开拓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新途径，促进城乡间生产要素的流动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提倡几年来，收效不够显著。一是扎根在农村的龙头企业在资金、人才、经营理念和经营能力方面难以在现时农村条件下成长壮大，它召唤着城市（以及国外）的生产要素注入农业和农村。二是“公司＋农户”的模式是一种松散的合同关系，既非利益共同体，也起不到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的作用。中国上亿个小农户分散经营农业，很难达到高效率，很难具备国际竞争能力和进入现代化农业领域。
我认为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逐步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要着力于经营体制创新。
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讲了多年，而“统”的部分依然薄弱，社会化服务体系搞了多年，虽有进步但作用有限，主要原因是缺少有经营实力的实体。如在城市企业改革不解决产权问题就难以形成新机制。在农村，不在产权的基础上组织起来，也难于形成新的机制，依靠行政方式或民间协会都代替不了以利益为中心的实体。
我看家庭承包制与发展合作经济，家庭承包经营与规模经营和农业现代化并没有矛盾，应当研究新形势下在农民自愿基础上发展多种形式的合作经济的路子。可以是生产性的合作，也可以是经营性的合作。比较容易做到的是在经济作物种植业和养殖业方面，许多地方已有了成功的先例。把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结合起来；农民和合作组织可以入股龙头企业；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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