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了改革后村干部增强其对国家权力的独立性、寻求维持其支配地位的资源的过程是通过集体的”实体化“来实现的。

四、精英的构成与流动

中国农村基层政治精英研究往往偏重于探讨农村基层政治精英这个群体的产生、构成及流动。

农村基层政治精英是“精英”这一社会学传统概念的拓展和应用。孙立平虽然没有直接界定“农村基层政治精英”的概念，但提出了“民间统治精英”概念。民间统治精英包括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等；所处地域既有农村也有城市；他们处于国家机构之外，影响力不是来自国家所赋予的行政性治理权，而是由财富、威望、能力、知识等所派生的，是非正式的。[14]显然，民间统治精英在内涵和外延上与农村基层政治精英不完全一致。但是，这个概念提醒我们在农村基层中的官方政治精英之外，还要注意那里的民间政治精英。另外，孙与帕累托相区别、从“行使统治职能，即领导、管理、协调、仲载、整合、组织等”角度来定义“精英”的做法，对理解农村基层政治精英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王汉生对农村精英作出了自己的界定，认为“农村精英是指农村社区（行政村、乡和镇）的社区精英，即在社区中负有领导、管理、决策、整合功能的、有重要影响的人物”。[15]王汉生还以精英影响力的主要来源为标准，将农村精英分为党政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其中党政精英主要指社区的党政负责干部，即乡镇党委和乡镇政府的领导干部、村党支部和村民自治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他们的影响力主要来源于上级党政机关正式授予的权力。[15]显然，王汉生所定义的党政精英相当于孙立平所说的官方政治精英。我认为，在理解和界定农村基层政治精英时，应该把

王汉生和孙立平两人的定义综合起来，也就是以王汉生的党政精英为主体，同时考虑孙立平的民间政治精英（这些往往是对政治有一定兴趣或肩负家族期望但又尚未进入正式基层政治组织的人）。

王汉生认为，国外的精英循环理论和精英再生产理论分别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权力结构与权力关系的变化特征，但是也存在另辟蹊径研究精英变化的必要和可能。王汉生赞同孙立平“改革前的中国是一个总体性社会”的判断，并认为当时农村社区的精英集团呈现出类型单一化和结构趋同的特征，“除了政治精英外，几乎不可能产生社会和经济精英”。改革对农村精英生成条件和行为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乡村精英类型出现了多元化，精英集团内部结构与相互关系发生了变化，表现在：（1）许多乡村党政干部转变为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2）大量迅速兴起的经济能人被吸收到社会控制集团；（3）精英替代主要有两种形式，即代际替代和类型替代（即经济精英对原政治精英的替代）。农村精英结构与精英关系存在地区差异，其最重要的原因是农村工业化在改革后的迅速增长。[15]应该说，王汉生对于精英的分析是很有创见和价值的，这一点从她的观点经常被学者们引用上也可以看得出来。

宿胜军对胶东半岛上的一个中等规模的村落进行了个案研究。他通过考察这个村子土改前、集体化时期和改革过程中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状况，把这三个时期社区精英的角色行为分别模式化为村庄的“保护人”、国家政权的“代理人”及追求独立利益的“承包人”。他认为“保护人”强调的是个人的品格、能力及对村庄的责任：“代理人”强调的是与国家利益的一致和意识形态上的认同：“承包人”强调的则是社区关怀下的集团私利。他提出，国家干预力度、市场化进程和社区整合程度，是导致社区精英角色特征变化的三个基本变量。“[16]杨善华梳理了国内外有关中国大陆乡村政治精英的研究，并且结合他与其他一些人在河北某县郄家庄田野调查所得的资料，对农村基层政治精英的选拔、角色定位和精英更替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他提出，在讨论农村基层政治精英时，必须既注意国家的作用，也注意社区中各种政治力量的作用及精英本身的作用；同时必须进行功能和历史的考察，注意到精英发挥作用的现实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注意到现有精英和以往精英之间的历史延续性。对乡村政治精英，他主要是在行政村（生产大队）层面上来展开研究。他赞同刘小京对村级政治精英的概括，即集国家代理人、社区守望人和家庭代表人三者于一身，并认为虽然不同时期政治精英具体的行为偏向有所不同，但这三种角色一直存在于各个时期（这一点跟宿胜军的观点不同）。改革前，他们的行为偏向于国家代理人这一角色，改革后，社区守望者和家庭代表人两种角色的比重大大增加。杨善华还结合郄家庄的资料，提出并分析了家族在村庄政治精英角色定位和更替中的作用。[17]

五、农民的自主空间与利益表达

农民能够自主地进行计划、作出决定的领域就是农民的自主空间。在现实中，这种自主空间往往表现为一种“差序格局”，也就是说，它可以按照自主性的强弱分为几个层次：处于中心的是个体形态的农民，在这里，农民的自主性最强；从中心开始，农民的自主空间沿着家庭、家族、自然村、行政村等层次向外伸展，自主性逐渐减弱。当然，这些层次并不是十分规则的同心圆，而更像是杜赞奇所说的“文化网络的各个体系”[18]那样，或多或少存在着并列关系和交叉关系。另外，不同的农民（如精英与普通农民），其自主空间的“差序格局”显然也是不一样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力量从农村的回缩，农民自主空间也成了许多学者关注和讨论的问题。

其中，有些学者侧重于对农民自主空间的历史变迁进行考察。例如，（1）对于建国后农民自主空间的变化，学者们一般都认同“通过组织建设、资源垄断、思想控制等途径，国家空间得到了拓展，农民自主空间被缩小”这种结论，但在“农民自主空间被缩小的范围和程度”上却看法不一。如有一种看法认为，“在1949年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实现了对全国农村的全面控制和组织，从而彻底改变了1949年前国家的力量无法（完全）达到农村行政村这一级基层的态势”；而杨善华却指出，“194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就其主观愿望来说是想实现这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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