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但是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却无情地阻止了这一目标的实现或完全实现。所谓村庄的‘自由’政治空间(即村干部可以按照自己个人或社区的利益来安排村庄实际事务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自由度)实际上是一直存在的。”[17]高王凌通过分析“瞒产私分”、“偷粮”等现象也印证了农民自主空间的存在。[19](2)对于改革开放后农民自主空间的变化,学者们普遍认为,随着国家力量的回缩,农民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的自主空间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恢复甚至扩展。有的学者还对农民自主空间的变化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如项飚通过对北京“浙江村”形成和发展过程的长期考察,认为“传统网络的市场化”为农民的“新社会空间(非国家空间)”的产生与拓展提供了条件。[20]与上述学者侧重于对农民自主空间的历史变迁进行考察不同,有些学者则侧重于对当代农民自主空间的恢复与建构进行研究。这种研究的角度主要包括农民自主政治空间的组织化(如村民自治、乡镇直选)、农民自主经济空间的市场化(如乡镇企业的转制、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的发展、外出打工)及农民自主社会空间的流动化(如户籍制度的改革)等三种,文献大多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般都强调面向未来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
当农民的自主空间受到侵犯或威胁时,他们会自觉不自觉进行地维护甚至反抗;当农民希望扩展原来的自主空间时,他们又会自觉不自觉地增加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和监督。这两种行为可以合称为农民的利益表达。农民的利益表达离不开一定的途径和手段。这些途径和手段可以分为两类,即正规的体制内利益表达途径和手段(如上访)、非正规的体制外利益表达途径和手段(如对抗),不过现实中这两类途径和手段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正规的体制内利益表达途径和手段常常被非正规地使用,而非正规的体制外利益表达途径和手段也需要考虑正规的体制内利益表达途径和手段。
学者们对于农民利益表达的研究大致是从两种角度来展开的:一种角度着重考察农民正规的体制内利益表达途径和手段,重视信访制度、村民选举制度、民主监督制度等的建设和完善,另一种角度则关注农民非正规的体制外利益表达途径和手段,以及正规的体制内利益表达途径和手段被非正规地使用,重视农民在表达利益时的策略运用及其效果。相对来说,在近些年,第二种角度更为学者们所注意。例如,应星、景军通过西南地区某公社的田野调查,收集了有关当地水库移民上访事件的大量资料,并对“移民如何克服科层制的运转中有意无意给承认和解决他们的土地补偿问题所设置的种种障碍,使其终于摆上了政府解决问题的议事日程?如何从地方政府那里不仅追回了被截留的补偿款项,拥有了自己的工厂,而且还使地方官员被迫低头认错的”等问题作了分析。[21]应、景的资料和分析对于我们了解“弱者的声音在中国当代社会独特的权力运作体制下是怎么传达出来的”这一问题,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罗刚、王汉生对陕西南部贫困地区某
村的上交款问题进行了分析,发现农民拒交或拖欠上交款,主要不是因为没有钱,而是想借此来表达对村组和乡镇干部某些损害当事人或公共利益的行为的不满。原来作为农民对国家和集体义务的上交款成了农民与乡村政府、集体讨价还价的筹码,成了农民表达自己利益和声音的一个重要工具。罗、王还对农民可能利用的各种制度内和制度外利益表达渠道及其效果进行了比较分析。[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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