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被害人并不要求任何实际的赔偿。这种单一的“以偿代刑”方式，易使一部分有钱人凭借刑事和解逃避刑事责任，使无赔偿能力的人无法选择刑事和解程序，影响法律的公平正义。

4、赔偿范围不清楚，金额差别非常大。与法院自诉案件赔偿范围非常清楚不同，轻伤害和解赔偿额的提请要被害人同意，于是，同样是轻伤，一个被害人获得7万余元的赔偿金额，另一个却只有5千元。虽然每个案件的加害方、被害方的具体情况不一样，应该允许个案之间存在差异。但是不能排除利用公权机关达到

个人目的情况存在，需要公权力介入予以监督管理。

5、缺乏社区矫正工作的参与。现行轻伤害和解机制中没有社区代表的参与，司法机关对于轻伤害案件处理上更注重加害人是否履行了和解协议，即是否赔付被害人经济损失，而受损社会关系的修复、加害人的矫正和回归则不甚重视，往往出现一“放”了之的现象。这无疑背离了刑事和解的另一价值追求——实现犯罪者的重返社会。

三、构建我国轻伤害和解程序

（一）和解的条件

在展开具体的程序之前，轻伤害和解必须具备一定条件，包括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主观条件包括加害人的有罪答辩和当事人双方的自愿，客观条件则是指是否在适用案件范围之内。

1、有罪答辩。加害人的有罪答辩是刑事和解程序的首要条件，否则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2、自愿。包括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双方自愿。刑事和解虽然缘于被害人和犯罪人的沟通和交流，在双方合意的基础上中止诉讼程序，但这种中止必须经由司法机关介入，对双方地位和权利让渡进行许可性审查，以防止非自愿和解。同时，可在制度设计上予以保证：调停人在调解前应当向被害人和加害人提出，如果加害方采取不当甚至违法措施影响受害人，或者受害人采取不当甚至违法措施影响加害人，迫使其自愿，一经发现或者由被胁迫方提出，将撤消和解，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由法院判决，而加害方行为可以在量刑时作为酌定情节，如此可加大加害方的成本，使其不敢贸然行事。

3、适用案件范围。刑事案件具有复杂多变性，同样的轻伤害案件，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情节、社会危害性却各有不同，一律适用和解不妥。结合司法实践，可规定以下几类轻伤害案件不适用刑事和解：1、累犯、团伙、黑恶势力、雇佣他人伤害他人的；2、有预谋或者持械作案；3、作案手段恶劣、动机卑鄙，情节恶劣、社会反响较大的。

（二）调停人。刑事和解的调停人必须立场中立、具备和解的专业技能和一定的法律素养。我国诉讼历来有调解的传统，各地普遍设立了基层人民调解组织，人民调解员对调解工作具有丰富的经验，应以此为基础建立专业的刑事和解机构，培训合格的调停人。和解调停机构实行行业协会管理，以保持在刑事司法机构之外的相对独立性与中立性。同时，在立法上规定司法官员对刑事和解实施司法监控，包括：审查决定刑事案件是否交付刑事和解；现场监督刑事和解过程；审查并确定和解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可行性及法律效力；监督和解协议的履行；终止和解协议的效力，恢复正常司法程序。

（三）和解确定的解决方式。经济赔偿应该成为通常的方式但不是必须的方式，且参照轻伤自诉案件，明确赔偿范围，确定一个具有伸缩性的赔偿额度范围。训诫、具结悔过、赔偿损失、社会帮教、工读教育等，是我国现有的非监禁化处置手段，但除赔偿损失外，其他处置手段很少适用。而且参加公益劳动、进行社区服务等手段尚未推行。笔者认为，应该从立法上增加非监禁化处置措施，以供刑事和解适用：⑴劳动赔偿令。加害人无赔偿能力的，可以选择直接为被害人劳动或是参加一些有偿劳动获得的报酬全部支付给被害人；⑵社区服务令。在社区工作人员的监督下，美化公共环境、开展公益事业及服务社会福利机构等。[③]

（四）和解的一般过程

1、和解的提出与受理阶段

法官、检察官、警官、加害人及其辩护律师、被害人及其代理人都有刑事和解的提案权。笔者认为，在刑事诉讼的侦查、起诉、审判环节，警察、检察官、法官应在受案后三天内告知双方当事人：对本案愿意进行刑事和解还是诉讼？

刑事和解提出后，司法机关将案件转入社区调解组织，社区调解组织必须对案件进行“筛选”，看是否符合刑事和解的条件，只有符合条件的案件，才可以正式进入和解程序，“筛选”——其实质是刑事和解的受理程序。为保证刑事和解效果，必须确定筛选标准。至于筛选标准，笔者认为可以借鉴美国刑事和解协会所确定的筛选标准：有利于被害人和加害人的意愿并能够参与；和解过程对被害人和加害人都具备安全性。[④]在具体标准上则应考虑以下两个因素：⑴加害人的罪责承认态度，如果加害人否认罪责或者力图缩小责任，则不适合进行刑事和解；⑵加害人的悔悟程度，加害人需要承认行为的错误，承担罪责并愿意赔偿损失。

2、和解准备阶段

刑事和解前的准备过程由调停人、加害人和被害人共同完成，由调停人主导、负责。调停人必须与加害人、被害人分别进行会面、交流，为双方当事人讲解和解中的注意事项，鼓励、倾听双方的情感表达，提供有关司法信息，与双方探讨和解可能对其带来的利弊，从而与双方建立起良好的信任关系，在合法、合理的范围内积极创造和解的条件。同时，调停人还必须对双方对和解期待内容的合理性、可能性进行评估，计算犯罪损失，分析损失赔偿的实现可能性。

3、和解阶段

这是刑事和解的关键阶段。在本阶段，刑事和解调停机构的专业调停人员将促成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对话：加害人、被害人分别谈论犯罪行为对各自生活的影响，对犯罪事件本身交换看法；加害人承认过错、表达歉意，而被害人则对加害人表示宽恕、谅解；最后，在调停人的主持下，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达成一个书面的赔偿协议。为增强社区的参与力，加害人所在社区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专业人员可作为社区利益的代表人参与刑事和解，司法官员应该现场或派员监督刑事和解协议的达成。

4、后续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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