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开也开始逐步提高。这使得农产品价格改革产生的对农民的利益激励有所降低。这似乎也能证明这个时期的中国农业增长对经济制度变迁的依赖。家庭联产承包制后缺乏重要的土地制度变迁，农产品价格制度改革随着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改革又使得农民提高收入的速度降了下来。这使得农民的生产活动一时失去了动力。如果再考虑到这个阶段的农业基本要素投入没有大的变化这个事实（见表1），那么农村经济制度在这个阶段的新的变化，同样可以作为解释农业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对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增长及影响因素的考察，我们会发现包括土地、劳动、资本等基本因素对农业增长的影响并不明显，考虑到农业技术变化，也不能解释1978—1988年农业增长率的起伏（这一方面在后面的实证分析中将说明）。因此，只有制度的变化才明显地影响了农业增长的速度。现在，我们把考察的时间延长到2004年，对1978—2004年的整个时间段的农业增长进行实证分析。 三、1978—2004年农村经济制度变迁对农业增长的实证分析 （一）1978—2004年中国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 如道格拉斯·诺斯（north ，1973）所认为的那样，有效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过程正体现出了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1978年是新中国经济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使这一年具有特殊意义的是，这一年在中国的部分农村发生了旨在改革农业生产集体经营的制度创新。集体制是我国在完成
社会主义改造后建立起来的一种农业生产制度。这种制度把农村土地的所有权由分散的农户所有变成统一的集体所有，农业生产也由农户分散经营变成集体统一经营。在经历了22年的运行后，这种制度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在政治环境稍有宽松的情况下，有少数生产队秘密地将土地、其他资源和产出定额承包给单个农户。由于这一变革很快地收到显著的成效，因此演变为中国农村的又一次土地制度的变迁，结果在全国农村普遍地建立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与改革集体制相配合，1979年中国开始对长期固定且由国家控制的农产品价格加以调整。首先改革的是调

整定购价和超购价，提高了部分农产品的定购价和超购价。与此同时还开始了对国家控制农产品价格的改革。根据lardy （2001）的研究，以市场价****的农产品在1978年只有6％，到1985年就增加到了40％，1999年又增加到了83％。另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2年商品化农产品总价值的94.5％都以市场价****，只有5.5％以国家定购价或国家指导价****。进一步地，随着2004年粮食市场和价格的放开，国家取消了政府订购价。 进入本世纪后，中央政府又做出全面改革农村税费制度的重大决策。在农产品价格调整的空间越来越小的情况，进一步地改善农民的利益，就要求重新调整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农民负担一直是农民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包括合理的和不合理的、合法的和不合法的负担给农民增加了很大的压力。改变这种情况的重要途径是改革农村的税费体制。这种改革不仅具有可资借鉴的经验，因为在当今世界上收农业税的仅有为数很少的国家，而且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也具备了减免农业税费的经济条件。农村税费改革最初是从基层政府自发性试点开始的。上世纪90年代末至2000年初，一些基层地方政府针对越来越重的农民负担问题开始规范农村税费制度的探索。自2000年起，农村税费改革正式进入由中央统一部署和指导的改革序列中。200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在安徽全省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改革内容由原先的“费改税”、“并税”等扩展到调整国家、集体、农民三者间利益的综合性改革。2001年，江苏省在全省范围内自费进行农村税费改革。2002年3月27日，国务院下发《关于做好2002年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河北、内蒙古、黑龙江、吉林、青海等十六个省（市、自治区）为扩大试点地区。同年，上海市和浙江省也开始自费的农村税费改革。2003年3月27日，国务院下发《关于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农村税费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推开（周黎安，2005）。经过这些改革的试点和推广，农村税费改革不断深化，取消屠宰税、取消乡镇统筹款、取消教育集资；用三年时间逐步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税率、调整农业特产税征收办法；征收农业附加税以替代原来的村提留；逐步取消农业税。这种不断深化的农村税费改革为增加农民收入提供了一个更大的空间，因此，可以为再次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供一种制度的保障。 除农村税费制度改革之外，农村财税制度变迁还包括国家对农业的财政预算支出的改革。国家预算对农业的投入长期不足，表现在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较低且总体上呈现的是一个下降的趋势。20世纪80年代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为12％，90年代达到10％左右，但到了90年代中期，又进一步下降到8.5％左右，21世纪的最初几年更是下降到8％以下，从2003年以后才又开始上升。这种国家财政对农业投入不足甚至比重下降的情形，严重地影响到农业的增长。为此，2004年的中央1号文件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要扭转对农业的财政投入不足的趋势。而这将成为促进农业增长的又一有效的制度因素。 （二）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影响农业增长的实证分析 （1）计量模型及数据说明 为了在影响农业增长的诸要素中更具体地解析制度的作用，我们采用格利克斯（griliches ，1963）提出生产函数构建方法来形成我们的农业生产函数。这里我们假定我们的农业生产函数为cobb-douglas函数的对数线性形式，其相应的计量模型为： 在上面的表达式中，等式的左侧为被解释变量，即农业的总产出水平。而在等式右端的则为解释变量。这里解释变量主要由四部分构成：其中land、labor 、fert、power 分别表示农业生产过程中土地、劳动力、化肥和机械的投入数量，这四个变量构成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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