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与此同时我国工业改革也不断深化，因此随着工业品价格不断的上升，特别是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逐渐抵消了农业产品价格上涨带来的收益，大大降低了农业生产的利润空间。而农业税占农业产出的比重则上涨了13％，这大大降低了农业生产的有效积累，削弱了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但是我们看到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在这一时期对农业增长的贡献起到了显著的作用，其贡献率达到35.76％。 第四阶段从1996年到2002年，农业总产出增长了24.8％，平均每年增长3.5％，我国农业增长再次进入一个持续缓慢发展的阶段。之所以如此，从我们掌握的资料来看，该时期基本要素投入除劳动力投入（由于劳动力流转使之下降10.8％）外，其余要素投入均有所增长，特别是机械和化肥投入增长率达到了50.3％和13.4％。在制度因素方面，首先就价格因素来看，由于在该时期中国的商品市场出现了剩余，生产资料市场和产品市场更加统一、更加有效率、更少受政府干预、更加向国内外开放，因此，农产品贸易条件（农产品价格与生产资料价格之比）开始恶化（oecd，2005），农产品价格与生产资料价格比例在7年间下降了14％。其次在税费方面，该时期我国主要农业税收入上升了94.2％，而农业税占农业产出的比重也增长了76.2％。最后，财政对农业的支持也比较低。而对这些资料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这个时期农业基本要素投入的贡献增加，而制度变迁的因素所起的作用明显下降，结果农业处于持续缓慢增长的态势。从2003年到2004年构成了我国农业发展的第五阶段，在这一时期农业增长出现了拐点，经济增长率从2003年的2.5％上升到2004年的6.3％。这一时期增长的变化主要得益于我国政府农业税费改革不断深化以及财政扶持农业发展不断深入的结果。这两年间，农牧业税从2003年的334.22亿元下降到2004年的198.71亿元，而农业特产税也相应地从89.6亿元下降到43.29亿元，从而农业税占农业产值的比重下降了15.2％，这一变化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增加了农民增收的空间。另外，在财政支农方面，国家也有较大的投入，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总支出从2003年的1754.45亿元增加到2004年的2357.89亿元，增长34.3％。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规模则改变了自1998年以来逐年下降的局面，增长幅度达到16.3％。两项政策调整对该阶段我国农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其他所有解释变量，达到了46.2％。因此，可以说这次税费改革以及国家对农业发展的支持成为推动我国农业增长的新一轮的主要动力。
四、结论及建议 通过对中国农业增长受相关因素影响的理论分析和计量检验，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中国农业经济自1979年以来的增长受经济制度变迁的影响明显。当农村经济制度能够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农业增长就加快，而当农村经济制度不能实现创新，或者说，不能通过创新进一步调动农民积极性，农业增长就显得乏力。 （二）农村经济制度影响农业增长不仅在于其激发农民的生产主动性，而且在于其提供的利益空间的大小。并且只有这两方面的作用相互配合，才能最大程度地挖掘农业增长的动力。其中，受土地制度变迁影响最大的是农民的生产主动性，而价格制度和财税体制的变化决定了给农民创造的利益空间的大小。 （三）其他的生产要素，尽管是农业增长必需的条件，而且个别的要素在一定时期还会发挥着比较大的作用，但是离开人们对它进行投入的积极性和利用的效率，这种作用也就大打折扣了。因此，对制度的关注是实现农业增长的最理性选择。 基于这样的结论，我们提出的实现农业增长的对策建议是：要把农村经济制度创新作为主要的突破口，或者说要以实现农村经济制度创新来为农业增长寻找持续的动力。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进行了农作制度的改革，也在价格制度方面有根本的突破，甚至我们也取消了实现了几千年的农业税，但是在农村进行制度创新还是有工作要做的。比如土地制度是否可以为实现规模化经营进行新的设计；土地承包是否可以为实现农民对土地产权的信任提供更可靠的形式；财税体制是否能实现不仅减轻农民的负担而且增加农民收入的目标。我们期待着中国农村经济制度能够不断地创新，也期待着中国农业经济能够找到持续增长的制度动力。 注释： ①这些数据引自林毅夫：《中国的农村改革与农业增长》，载《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79—80页。 ②本研究所讨论的农业税主要包括农牧业税、契税、农业特产税、耕地占有税等。 ③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主要有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

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以及其他项目支出构成。 参考文献： [1]樊胜根，1992：《中国农业研究和生产增长》（20世纪90年代中国农业发展论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冯海发，1992：《总要素生产率与农业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国农业发展论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顾焕章、宋俊等，1992：《中国农业技术进步与种植业协调发展》，农业部“七五”重点课题研究报告。 [4]黄少安、孙圣民、宫明波，2005：《中国土地产权制度对农业增长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5]林毅夫，1994：《中国的农村改革与农业增长》，载《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 [6]孟令杰，2000：《中国农业产出技术效率动态研究》，《农业技术经济》第5期。 [7]王红林、张林秀，2002：《农业可持续发展中公共投资作用研究》，《中国软科学》第10期。 [8]吴方卫、孟令杰、熊诗平，2000：《中国农业的增长与效率》，上海财经大学
出版社。 [9]周黎安，2005：《中国农村税费改革的政策效果：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估计》，《经济研究》第8期。 [10]griliches ，zvi.，1963，"the source of measured productivitygrowth：united states agriculture，1940—1960"，j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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