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量的第一部分，主要是度量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基本要素投入变化对农业产出的影响。 本研究所采用的相关数据，除特别说明外，均来自国家统计局编的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业统计年鉴》以及由财政部主编的《中国财政年鉴》。为了提高计量分析的准确性，增加样本空间，我们分别收集了除港、澳、台及西藏外的省市自治区的省际研究数据。由于上世纪末我国行政区划有所变动，故为方便起见我们分别将重庆市与四川省及海南省与广东省相关数据合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计算。按照理论模型以及数据质量的要求，需要对本研究所涉及的数据选择及处理方法进行说明。其中农业产出我们选取的是按照当年价格计算的农业总产值，作为衡量各地区农业总产出的经济指标。而农业劳动力人数我们则是根据农业占整个农林牧业总产值的比重，进而通过农林牧渔业从业人数估算得出。由于农业生产存在复种的特点，因此在土地变量的选取过程中我们采用当年的播种面积作为土地变量的指标，而不用耕地面积，这样将更能体现土地要素与产出之间的变化关系。农业资本投入的计算比较复杂，由于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农业机械以及化肥投入作为主要的资本形式参与农业生产，因此我们这里将农业机械以及化肥投入作为资本投入的替代形式，其中农业机械投入以机械动力来衡量，而化肥投入则以氮、磷、钾以及复合肥的总量来体现。农业产品价格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比例、农业税②占农业总产出的比重以及国家财政用于支持农业的财政支出③与总财政支出比例的计算，我们则是分别以1978年和1989年为不同的基期，然后计算相应指数取得。
（2）计量结果及分析 根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增长不同阶段所具有的不同特征，我们现将我国农业增长划分为五个阶段。其中从1978年到1984年构成我国农业增长的第一阶段，是一个高速持续的增长阶段；从1985年到1987年是我国农业增长的第二个阶段，农业增长进入了一个相对衰退时期；从1989年到1995年为我国农业增长的第三个阶段，在该时期我国农业虽然没有改革开放之初的高增长，但是呈现出一种稳定增长的态势；从1996年到2002年是我国农业增长的第四个阶段，农业增长连续六年持续下降；从2003年到2004年我国农业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增长阶段，农业增长呈现快速反弹的趋势，农业增长速度从2003年2.5％上升到2004年的6.3％。下面我们就根据我国1978年以来的相关数据采用ols 方法对我国农业增长进行分析。其回归系数估计值及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的估计参数以及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模型总体回归效果比较理想。从模型1到模型5的f 检验都在1％水平上显著。我们采用的模型为多元回归分析，关系到模型回归效果的调整后的拟合优度（adj.r[2]）也都超过了0.98，这表明模型中所选取的解释变量能够较好地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经济的增长进行解释。此外，dw检验值也比较理想，其中模型2、模型3、模型5的dw值基本达到理想水平。尽管模
型1和模型4的检验值与其余模型相比较低，但仍可以接受。dw检验表明以上回归模型基本不存在自相关现象。 接下来我们则根据上面通过ols 方法获得的我国农业生产函数的系数估计值，并结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增长的基本变化情况，来进一步对我国1978年以来不同时期主要农业经济制度变迁对我国农业增长产生的影响进行定量分析

。其分析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 结合表3中计算的结果，以及我国农业增长的整个过程来看，作为改革开放后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第一个阶段即从1978年到1984年的六年间，农业总产出增长了52.5％，平均每年增长7.5％。在基本生产要素投入方面，除土地投入下降以外，其他要素投入均有所增加，且化肥与机械的增长幅度较为突出，分别增加了65％和71％，然而要素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较低，除化肥投入贡献较大外，其他要素的贡献率均低于10％。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作为制度变迁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这一时期也起到了突出的作用，在1978年到1984年的时间里，我国99％的农业单位实现了从生产队体制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转变，这一变化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该时期我国农业经济的快速的发展。通过我们计算，该时期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的实施对整个农业增长的贡献达到39.98％，其对这一时期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所有解释变量，这一结果与林毅夫（1994）分析的结果基本一致，再次证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是推动改革之初我国农业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这一论断。 在随后的第二阶段即从1985年到1987年，我国农业总产出在三年的时间内仅增长了8.2％，平均每年仅增长2.7％，这个时期的增长速度与前期相比明显放慢也可以用制度变迁加以解释。从各种要素的变化来看，这一时期主要要素投入均呈现稳定变化，并没有出现在第一阶段某些要素快速增长的情况。而从制度因素来看，这一时期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其对农业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渐减弱，此外在此期间我国农产品价格体制改革尚未深入，价格变化对农业生产的激励效果不强。从表3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基本要素投入成为推动农业增长的主要动力，土地、劳动与机械投入在农业增长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正是在缺乏制度重大创新的情况下，中国农业进入了一个增长的低潮。 第三阶段是从1989年到1995年，这一阶段我国农业增长处于平稳上升阶段，在这期间我国农业总产出增长了33％，平均每年增长4.7％，虽然高于第二阶段年均2.7％的增速，但是仍然低于改革初期每年7.5％的增长速度。这一时期基本要素投入，除了由于改革深入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从而导致劳动力投入下降7.2％外，其余要素投入的变化明显加快。其中土地投入增加了4％，而机械与化肥投入则分别增加28.7％和52.5％。但是从分析中可以看到要素投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并不十分突出。而在制度因素方面，虽然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推行并且深化了价格改革，使农产品价格由国家控制逐渐过渡到市场定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农业的发展，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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