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量就没有达到过9200亿斤，而总需求在9600、9700亿斤以上，去年供给又降到了8600亿斤，所以这几年每年都要动用几百亿斤甚至上千亿斤的粮食库存，因此库存实际上是只进不出或者进的少出的多，所以，如果不促使粮食生产尽快有一个恢复性的增长，中国很快会面临非常严峻的粮食供求矛盾。 在这一段时间的调查中我也遇到以下一些现象：比如说我到发达地区，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粮食销区，从当地的决策者到部门的负责人都跟你讲这一条：我不怕，我有钱，我有钱就能买到粮，所以不用跟粮着急。这是沿海发达地区的态度。第二就是13个粮食主产区，能够向外调出粮食的主要是这些地区，但是到这些地区去调查，所有的干部都讲，粮食搞多了很吃亏，卖不出去放在库里，又要压资金又要付利息，最后还可能造成严重的亏损。所以他们说：你放心，我们最多就是没粮可卖，但我自己肯定是够吃的。

剩下10个省份就是我们所说的产销平衡地区。这些省份的领导就更简单：我从来就没有给过别人粮食，也没有要过别人的粮食，所以不用管我，我们自顾自就可以了。因此，没有一个地方愿意多生产粮食。这是最关键的问题，中国最终还会出现粮食供需的突出矛盾。 农村土地问题 现行征地制度的最大弊端就是“我卖你的地我可以赚钱”。不解决中国的征地问题，无论是对于农业生产能力的保护还是对农民的利益保护，都存在非常大的隐患。 土地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农村自身的土地制度问题——农地制度问题。中国的农地制度是和中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宪法里有规定，农村实行以家庭承包为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中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这是宪法规定的，但是你到基层去就会发现，没有多少干部读过宪法里这句话，或者读完了忘得最快的就是这句话，因此基层干部不断地折腾农民的土地，土地的承包纠纷层出不穷。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原因，去年3月1日开始实行了中国新通过的一个法律，就是《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承包法》里相当重要的一条叫做“在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土地”；还有一条叫做“在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土地”。但是可以坦率地说，这两条执行得很不好。 土地问题第二个层面就是土地的征用，也就是农地转为非农地，现有的制度应该说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农地转为非农地在中国一个基本的前提是它必须改变所有权，由政府征用集体土地之后才可以进入建设用地的市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制度，这个制度在过去引出的矛盾不大，原因第一就是过去城市化的进程很慢，农地转为非农地的规模很小；第二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征用了农民的土地就要改变他的户籍，农转非，提供商品粮，就要给他提供住房，提供工作，都由政府包下了，所以那个时候农民对于国家征地是欢欣鼓舞的。但是现在情况有了非常大的变化，一是城镇化的用地数量急剧扩张；二是市场化条件下对农民的补偿和安置对农民来说利益损失很大。 因此征地制度必须进行改革。这在去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已经明确提出了改革的基本方向，就是三句话：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保障农民权益，控制征地规模；严格区分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 当然要解决这个问题涉及到的矛盾是非常大的，因为它涉及到许多实实在在的利益。为了清理整顿市场，“五一”前国务院发出暂时停止半年审批农地转为非农地的通知后，我在跑过的任何地方听到的都是一片反对声。那么实际情况怎么样呢?据我了解，全国各地建立的土地储备中心现在掌握着270万亩的建设用地；在全国所有的房地产商手里，已经批到手的土地还有40%没有动工。这么大的土地供应量，我想半年不再审批新的土地不会产生什么问题。实际状况是，每批一笔土地政府都能从中得到好处，所以半年不批等于政府半年得不到好处，因此他们是从这个角度反对的，并不是真正地从影响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 土地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大的矛盾和问题，我想肯定是我们现有的法律和政策存在不少问题，需要改革、需要完善。但问题是现有政策对很多人来说也是置若罔闻，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问题。之所以出现这么大的问题，说来说去，现行征地制度的最大弊端就是“我卖你的地我可以赚钱”。于是受苦受难的就是农民。不解决中国的征地问题，无论是对于农业生产能力的保护还是对农民的利益保护，都存在非常大的隐患。 农村的社会事业发展问题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因为它影响到农民素质的提高，也影响到下一代农民能不能摆脱贫困。 农村的社会事业发展问题尤其是教育和卫生问题在农村存在着非常突出的矛盾，与城乡之间经济上的差距相比，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的矛盾更突出一些。统计资料显示，2002年中国全社会的教育开支是5480亿元，这包括财政开支也包括学生家长开支，也包括社会各方面的投资和捐助。根据教育部的统计，这5480亿元用在农村的只占23．1%，76．9%是用在城市。在中国，1．6亿接受义务教育的孩子中绝大部分是在农村，因此农村分到的教育资源实在太少。即使在去年中央已经明确各级财政新增加的教育、卫生、文化事业经费，必须主要用于农村，但据我了解这个政策其实落实得并不好。因为能够参与教育资源分配的人实际上没有多少能够代表农村的孩子。大学校长的嗓门显然要大得多。 在农村有病缺钱不敢医治的现象大量存在。2002年各级财政用于乡镇卫生院的全部财政事业经费接近60亿元，只占全国各级财政卫生事业经费开支的15．5%。农村人口是大数，但是享受到的卫生事业经费却是微乎其微。我曾经当面看到过温家宝总理问卫生部长：你知不知道在农村有多少因病去世的农民能够在医院去世?城市是什么比例?在农村有多少生孩子的妇女可以在医院生产?城市是什么比例?这两个指标没有纳入统计体系，所以谁都说不上来，卫生部长也说不上来。到农村跑一下我们可以看到，真正因病在医院去世的农民寥寥无几。能够到医院去生产的农村妇女实际上比例也是相当低。按我的估计，全国所有的农村妇女不会超过1/3能够在乡卫生院生产，大部分都还是在家里。前两天我看到了一个资料，当然它不是完整的统计资料。它提出了两个指标非常让人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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