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提出在中西部边远地区孕妇和产妇的死亡率是沿海地区的3．6倍，婴儿的死亡率是沿海发达地区的4倍，有40%的死者是因为缺钱无法去治疗最后导致去世。这是个非常可悲的现象。一方面在城里有大量的医疗资源在浪费，购置了大量昂贵的设备，医生开出的药单都是让人非常吃惊的天文数字。另一方面，大量的农民缺乏最基本的医疗条件。从这个角度去看，如果不能加快农村的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那么注定农村现在贫困，将来还会贫困。 农民的权益维护问题 在中国，农民之所以弱，非常重要的一条不在于他们的数量有多少，而在于组织化程度太低，凝聚不起来，没有自己的组织和声音，甚至在很多地方缺乏表达诉求的渠道。 其实开始这场改革时，我觉得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就非常清晰地认识到，真正要促进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最基本的条件是保证农民的权益。经历这场改革的人都讲，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作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村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吹响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号角。三中全会重要在哪里?重要的是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了党和政府处理同农民关系的基本准则。26年来，中央政府在制定有关农村政策的时候时时考虑这个准则。这个准则就是两句话：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因此，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度在执行中的后果可能各不相同，但是从初衷来说，都为了保障农民利益，包括经济的、政治的，但实际效果可能没达到。所以我觉得，村民委员会这样的组织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确实需要认真考虑。对农民来说，他们更需要能够带领他们发展生产、进入市场、增加收入的组织，而这类组织极其短缺。从去年开始，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把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列入立法议程，现在正在启动法律的起草工作。 我感觉到农村有大量的问题，梳理起来不知道能列出多少个，但是就我的感受来说，如果能够把上述这五个突出矛盾比较好地解决，那么其他的问题可能解决起来就会事半功倍。我想正像大家所知道的，这五个问题怎么解决100

个人至少可以开出99张处方来，因此要形成一个有效的政策还有许多磨练的过程。但是我感觉到至少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确实对农业和农村问题是高度重视。我记得去年的1月8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闭幕的时候，胡锦涛主席去作报告，他首先提出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今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强调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政府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那么问题是各级掌握政策、掌握资源这样的机构和领导人是不是真正能够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来解决。如果都能放在重中之重，我想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农村的很多矛盾是可以化解的，就怕嘴上讲“重中之重”实际放在“轻而又轻”的位置，很多矛盾不仅解决不了还会逐渐增加。 （本文系作者6月27日在“中国三农问题国际研讨会”上的主题演讲和回答提问，由本报记者李利明根据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阅。）问答 问：在现在大学规模日益扩张的情况下，这种用地是属于公益性事业还是经营性的?为什么它那么容易得到批准?您怎么看待大学大规模圈地的现象? 答：我知道在这一轮新的圈地运动中大学也是高举大旗积极争取的。比如说浙江大学新校区，大概两期设计要占8000亩耕地，据我所知并没有得到完全批准，所以第二轮不得不停掉，再做就是违法的。至于大学用地到底是公益性的还是经营性的，那要看大学自己。大学现在有这么多收费，尽管收来的钱不足以弥补教育经费的缺口，但是我总觉得有收费就有一定的经营性质。具体到浙江大学要扩展这个地算什么，那可能要非常具体地分析。国家正在制定征地目录，就是要非常明确地规定什么样的项目、什么样的性质属于公益性或者不属于公益性。 其实我想不管是公益性还是经营性，都对社会事业的发展有好处，可问题在于很多人从占地中得到了好处。土地不可能不占，怎么少占，怎么在占的过程中让农民能够分享到社会发展的好处是最关键的。 问：对于农村土地承包法在执行中的问题，你有什么建议? 答：我想，可以先看一下这个法有没有毛病。如果有，就修改；如果没有，那么只有下决心贯彻这个法。就是这么一个想法。至于土地私有化问题，我想，公有制也好私有制也好，都改善不了人多地少这个基本状态。历朝历代都是这样。中国的历朝历代土地基本上都是均一轮再聚一轮，先是均分，均分完了再兼并，兼并完了再造反，造反完了再均分。我记得当年我们一起搞农村土地改革的时候，宋国青1983年就提出来，是不是把地都分给农民，让农民自己把地卖掉作为资本进城。当然这不失为一种好办法，关键的问题是这些人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卖地的钱都花完了之后怎么办?这可能还涉及到很多很复杂的事。 土地制度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是整个财产制度的一个基石。我一直有这么一个看法，作为一个财产方面的最基本制度，绝对没有哪个国家在这项基本制度上经常变来变去而使得这个国家有稳定的发展。我主张选定了一个基本制度就去完善它，沿着这个往前走，不是走不出来。其实很多成功了的国家也并不一定都是土地私有制，也并不一定都是国有，多种多样的所有制和比较有效的经营形式结合在一起，我相信农业还是可以保障，农民的权益还是可以保障的。 问：目前沿海地区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土地的低成本和劳动力的低成本。我们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转得太快，或者在速度上不是很恰当的话，是否会损害到制造业竞争力的问题? 答：这更复杂一点，超出我熟悉的领域。但是我觉得这些方面的矛盾正在迅速地浮出水面，而且高度关注这类问题的不光是中国政府，世界各国都在关注。怎么去提高对劳动者的保护程度?这涉及到一系列的问题。我刚才提到，三农问题中的很多问题取决于其他方面的制度和政策的改变，否则光靠解决农业和农村方面的制度和政策是不够的。确实，中国现在有这么强大的出口能力，相当大部分和农民有关系。正是由于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土地，正是由于中国民工的工资水平相对比较低，因此使得出口产品的竞争能力提高了。 真想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非常重要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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