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收益已不存在。而 向上升为公务员，在建国后的大部分时期曾是村干部职位最大的动力。 为扩大社会关系尤其是与上级各方面的联系，而担任村干部的例子，集中在那些乡镇掌握着各种资源和特批权力的地区。举例来说，在温州农村，村干部可以与乡镇政府及各种上级机构建立联系，从而有

利于村干部个人企业获取更好的生存环境，其中最重要的是减少监控，少缴税费等等。再如在中西部农村，仍然存在村干部借与乡镇的关系，来获取信息乃至特权，从而获得经济好处的例子。如因为与乡镇比较熟悉，而比较容易获取一些特殊行业的营业许可等。 不过，以上无论是向上作为公务员的潜在收益，还是从与乡镇关系中获取潜在收益的机会，都已不再是当前农村村干部主要的收益来源，以下我们重点讨论村干部从职位上可以获取的直接经济收入。 村干部直接收入，包括正当的职业收入，主要是村干部的工资收入，也包括寻租收入，主要是村干部从职位上获取的各种灰色收入。特别是在乡村关系不配套，农村财务不健全，农民组织能力较差的地区，村干部利用职位寻租一度成为中国农村普遍的现象，并因此造成严重后果。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讨论。 在绝大多数的农村，村集体经济几近于无。20世纪九十年代初，自上而下号召消灭空壳村，事实上，到了九十年代末，全国绝大多数村都负债累累，既无积累也无负责的空壳村反倒成为难得的好村。在集体经济没有收益，而乡镇又不承担村干部报酬的情况下，村干部报酬大多依托于村一级的“三提”（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作为一项政策，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农民负担不得超过农民纯收入的5%，这个5%，包括“三提”和“五统”。“五统”归乡镇使用，“三提五统”中，“五统”经费一般不会少于“三提”，村干部的工资收入，主要来自“三提”中的管理费，就全国平均水平而言，在20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村干部的年报酬在1000—3000元之间，中部地区较高的村干部报酬，可以达到每年5000元。 如果村干部每年可以有5000元有保障的工资收入，考虑到村干部仍有时间从事其他经营性的事业包括务农，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大致不会存在问题。如果在5000元收入以外，村干部还可以利用制度不健全的机会，寻找一些灰色收入，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就会更高。 村干部寻找灰色收入的机会，与村干部希望从职位上获取收益的类型（是否看重社会性收益），与村干部在村庄的地位（是否村庄精英），与村干部报酬是否有保障，与乡镇对村一级政务的期待及这些政务执行的难度，与农民的组织能力尤其是反抗能力，与农村财务制度（尤其是实行村民自治以后，农村财务到底应该是村帐乡管，还是民主理财）等等，都有关系。在缺乏社会性收益的情况下，村干部正当及不正当收益越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就越高，而在正当不正当收益都很少的时候，村干部会丧失工作的积极性。 就全国大部分农村来说，在20世纪九十年代上半期，村集体虽然收入较少，但村级负债不多，村干部的工资虽然不高，因为可以从农民那里收取比较稳定的“三提”而有保障。到1995年以后，农村的情况有所不同，一方面，自上而下要求农村消灭空壳村，各种调整产业结构及兴办村办企业的方案迅速出台，逼民致富成为时尚；另一方面，各种自上而下达标升级工程快速增加，农民负担因此迅速增加，向农民收取税费成为乡村两级的主要工作，几乎所有这个时期的农村调查都证实，收粮派款成为乡村两级最为重要甚至唯一重要的工作。 收粮派款离不开村干部的积极参与，而如果没有可观的经济收入，村干部就不会积极协助乡镇收取税费。乡镇为了完成各种自上而下的达标升级任务（也可以借此来获取工程回扣，乃至主动为获取回扣而上马政绩工程），便对村干部在完成乡镇安排的任务时，搭车收取各种费用，捞取各种灰色收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乡镇越要向农民收取更多费用，收取费用的难度越大，乡镇便越是会默许（越来越痞化的）村干部捞取更多的灰色收入。 事情总有一个极限，农民无法承受无限增加的负担。乡村为了收取税费而不得不支付越来越高的成本，包括村干部因为收税费困难而预期有越来越多的灰色收入。当村干部还可以利用村级组织既存的信用担保（高息许诺）借款上缴时，乡村合谋不会破产，而一旦村级组织高息许诺不能兑现，村级组织信用破产时，乡镇收取税费及村干部获得高收入，便会双双落空，这时候，留下来的便是双重后果：村级突然出现巨额负债，村干部高收入不再，因此动力不再。乡村关系的有效维系便会出现问题。这种描述，正是自1995年以来的中部绝大多数农村的现实。 三、村干部的角色类型 以上讨论了村干部的动力机制，以此动力机制为基础，我们可以较好地讨论村干部的角色类型。 从以上村干部动力机制的讨论来看，村干部动力机制可以有以下四种组合： a、社会性收益为主，经济收益为次。 换句话说，村干部因为看重声望和面子收益，而担任村干部职位，这样的村干部，一定会有动力充当村庄利益的当家人和保护人，也因此构成所谓保护型经纪。 因为当村干部的社会收益较大，当村干部职位由乡镇来选择时，或者说要由乡镇来决定村干部任免时，村干部的角色扮演会有一些混乱。如果乡镇十分强大，以至不顾村庄的要求，任命那些村庄不欢迎的巴结上级的人为村干部，则这个村干部在村庄得不到承认，他会被村庄边缘化。这样的村干部，一定不会是村庄精英，因为村庄精英不愿破坏自己本来在村庄已有的声望和面子。但是，那些村庄边缘人物则可能愿意担任村干部，以期从中获得他们以前一直期望但从来没有现实可能性的公共职位，并因此期望获取以前一直附着在这个公共职位上的声誉。 村庄边缘人物出任村干部，是人民公社时期的普遍现象，尤其是在如江西、福建等传统文化保存较为完整的南方农村。即使如此，村干部也不得不照顾村庄利益，因此出现村干部与村民共守村庄秘密的情况。 而在乡镇较弱的时候，乡镇不能不顾及村庄本身的要求和倾向，从而不能不选择那些受到村民欢迎的村庄精英来担任村干部。这样任命的村干部，当然会处处注意充当村庄利益的代言人，乡镇难以在村庄实施任何脱离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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