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关系，决策与执行的关系。等等。 正如前述，我们曾指出：“无论村支书还是村委会主任，他们都不是原则和理论的产物，而是有着私人利益和受制于既定关系之中的现实的个人。现实的情况较理论解释复杂得多。第一，虽然村委会是由村民选举产生的，但作为村委会上级的乡镇行政有足够的办法来让村委会的干部服从自己；第二，虽然村支书更有服从上级指挥的理由，但因为村支书大都是本地人，他们现在和将来都要在本村生活下去，他们便不愿意在工作中充当不受村民欢迎的上级代理人形象。他们习惯于指挥村委会主任——这个过去一直是二把手的人去做那些得罪人的事情；第三，集体经济状况也是一个关键。不明确的产权规定使丰富的村集体经济资源成为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及他们背后的各自利益群体相互竞争乃至冲突的导火索。贫弱的集体经济则甚至让人失去了当村干部的积极性，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之间缺乏让关系紧张起来的经济理由与内在冲动；第四，村庄本身的性质也会对村支书与村委会主任的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在有些地方，民主选举出来的村委会主任只是村民用以抑制权力欲膨胀的村支书权力的一种手段。在另一些地方，村民选举村委会主任只是为了自己家族或社区的荣耀或面子”[6]。 我们因此依据村干部职位经济收入的多少和村庄是同质还是异质，区分出四种的可能的村支部与村委会关系类型。我们认为，在村干部职位经济收益较高而村庄同质程度也高的情况下，村庄精英竞争村干部职位，村民选举产生维护自己利益的村委会，而乡镇必然安排代理自身利益的村支部。也就是说，村两委关系沿着制度安排的线索展开。但是，在村干部职位收入较高，但村庄具有异质性特征，比如分为两大宗族，则一个宗族的人被选为村委会主任，乡镇就必须安 排另一个宗族的人担任村支书，这样的村两委关系远比前一种复杂。 我们还指出，令人忧虑的是，“因为缺乏经济上的吸引力和地痞无赖可能广泛占据村干部职位，在a类村中的村支书与村委会主任之间的关系往往不受规则的约束，而成为表现利益群体和个人暴力的场所”[7]，“若不改变当前农村社会面临的严峻经济形势，和改变村干部的经济处境，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的关系会越来越向无序斗争的方向发展，而非沿着乡镇政权和村民群体对立的方面发展”[8]。 而如果我们从村干部的动力机制与角色类型来讨论，则我们可以更清晰地描画出村两委的关系。 1、村干部注重社会性收益的村庄。 在注重社会性收益的村庄，无论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如何产生，他们都会取向于充当保护型经纪，并因此与村民建立良好关系。其中可能的差别是

：村支书和村主任可能代表村庄不同部分村民的利益，而在村务决策（有时直接就是村干部位置所带来的本族本派的荣誉和面子）中有所对立。 2、村干部有稳定工资收入的村庄。 以可观的正当报酬作为村干部主要收益的村庄，村干部愿意敏感应对制度（包括乡村博弈产生的实际制度安排）。这个时候，村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会有两种有所差异的表现，一种是村民一致行动能力较强，可以较为有效地按照村庄利益的标准选择村委会干部，则这类村庄的两委关系，会与本节开头所描述村两委关系的一般图景相合。如果村民过于分散，难以形成一致行动，或者村庄精英有能力依据自身利益来扭曲村民对村庄利益的表达，则无论村委会是否选举产生，村委会都缺少与村支书对抗的理由。在强有力的乡镇行政主导力下面，这类村庄的村委会作为村支部决策的执行者，共同完成乡镇行政安排的有时明显损害村庄利益的事务。 3、村干部报酬主要自来灰色收入的村庄。 当村干部的主要收益来自灰色收入时，村干部一定不会与乡镇行政对抗，无论村支部还是选举产生的村委会，原因是，村干部的灰色收入一定会给村庄带来损害并引起村民的不满，因此村干部尤其指望乡镇行政保护自己的灰色行为。村干部为了获得这些灰色收入而从两个方面向乡镇示好：一是坚决地执行乡镇安排的各种政务，即使这些政务明显损害了村庄利益。二是向乡镇主要负责人行贿送好处。乡镇行政在政务可以得到推行时，也愿意对村干部不良行为不闻不问。村两委之间即使有矛盾，也是因为分赃不均产生的矛盾，而非依照制度安排展开的矛盾：虽然他们有时会援引制度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4、村干部缺乏任何有吸引力报酬的村庄。 当村干部甚至不能从村庄捞取灰色收入时，村干部职位不再对村庄精英有吸引力，由地痞充斥的村干部职位，使村两委关系变成单纯的利益争斗，村两委关系向无序方向发展。 与村两委关系有相似之处，乡村关系也因为村干部动力机制与角色类型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从当前乡村关系的一般图景来看，乡与村之间是指导与被指导关系（乡镇政府与村委会），或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乡镇党委与村支部）。 只有理解了村干部的动力机制，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实践（而非仅仅是制度安排）中的乡村关系状况，具体地说，只有那些生活在村庄中的村干部并不深受村庄舆论压力（社会性收益较少），且正当收入较高时，村干部的行为才会按照以上一般图景的预期展开，而如果村庄自主生产价值的能力很强，因而村干部社会性收益很高，或村干部不仅无法获得正当的预期收入，而且没有捞取灰色收入的空间时，村干部（无论村支书还是村委会主任，无论选举的还是任命的）没有理由按照乡镇行政的要求行动。乡与村之间脱节了。当然，这是两种不同的脱节。 而如果村干部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灰色收入，无论制度如何安排，村干部都会产生与村庄本身的脱节，而向乡镇行政靠拢。即使是选举产生出来的村委员主任，也会很快靠向乡镇行政，期待在任期之内多捞取一些收入，并期待利用村民的分散来收买其中一些村民，以延续下一个三年任期。 以上提供的乡村关系，显然较一般理论图景要复杂。要理解如此复杂的乡村关系，就需要进入对村干部行动的动力机制的理解之中。问题是，每一个村干部的动力机制都是不同的，如果我们仅仅在微观行动者的层面来讨论问题，我们就无法理解中国农村宏观的状况。因此必须对村干部动力机制及角色类型的宏观原因进行讨论。 以上讨论已经提供了这种宏观讨论的线索，择要有二，一是村干部的社会性收益来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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