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这1.5亿剩余，加之去年已经达到10260万跨乡三个月以上的劳动大军，大量分布在二、三产业，目前我国二、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已经突破了85%。这都表明中国已经确确实实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理所应当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开始对农业进行反哺，以工支农、以城带乡。 温铁军：从历史角度看，我国以前是从农业提取积累来支持工业化，这在薄一波同志《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回顾》中已经很清楚的解释过。在1950年代初，为了加快工业化，我国只能从农业提取积累，这一问题历史上已经有定论。80年代就有很多学者测算过，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当时国有工业固定资产总规模是9000亿左右，其中从农业提取的积累是6000亿左右，也就是说中国最初的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主要来自于农村，这一点20年前就是有共识的。 目前，城市反哺农村也已经具备条件，去年中央财政增收了5500亿。自从1990年代以来，国家的财政投资基本上是以城市为主的，但是，从2003年开始，胡锦涛总书记当时就提出要把新增财政用于公共品的开支，主要用在县以下的基层。最近胡锦涛总书记把它强调为“两个反哺”，这个完全是符合现实客观需求的。 “反哺”的矛与盾 《21世纪》：工业反哺农业，可以从哪些方面着手呢？ 韩俊：首要的一点就是要“以税惠农”，让农民长期休养生息。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在全国推开后，据统计测算，2003年全国农民因此得到的好处约为650亿元，减负幅度在30%以上，基本实现了村村减负、户户受益。2003年全国农业税及附加收入460亿元。农业税收入占全国税收收入的比重下降至3.2%。就我们国家的财力来讲，已经具备了取消农业税的条件。中央曾提出要逐步统一城乡税制，应该认识到这是一个长期的政策目标，现在时机还不成熟，在取消农业税以后，不要急于对农民开征新的税种。我国农民收

入水平低，长期以来负担重，应该给农民一个长期休养生息的机会。 其次，要切实增加对农田水利、乡村道路等小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过去我国农业财政建设性资金中，用于大中型工程的比重较大。而与农民生产和生活直接相关的农村小型基础设施的投入严重不足。这方面的建设往往实行“乡事乡办、村事村办，以支定收“的做法，即主要依赖农民的集资和投工投劳。在取消农业税以后，要研究如何将农村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各级政府基本建设投资的范畴。“让公共财政的阳关普照农村”的提法已经深入人心。然而，全国有６０多万个村庄，在短期内把农村各种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都纳入公共财政的支持范围是不现实的。如何引导农民自觉自愿投工投劳，参与各种小型基础设施建设，是不能回避的一个重要政策课题。 还要完善“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加快实行免费义务教育；改善农村医疗条件，提高农民医疗保障水平。农村卫生事业虽然有所改善，但是医疗价格不断攀升，农民医疗负担重，有病看不起，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很普遍。根据我们中心农村部最近对全国100多个村庄的典型调查，农村住院分娩率和患病就诊率仍较低，有 32%的婴儿是在家出生的，有78.6%的农村人口是在家死亡的。从调查看，医疗支出已经成为农村居民一项沉重的经济负担。在全部调查农户中，医疗支出占消费性支出的8.5 ％，大病户家庭则占了30％左右。一次大病的医疗费就花掉了一个家庭一年多的全部收入。重大传染病70%-80%是在农村，目前90％以上的农民属于自费医疗群体。全国农村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民为6800万人，新型合作医疗的保障水平还很低，平均补偿比例仅为32.7%，即使农民参加了新型合作医疗，还远远不能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从总体来看，政府农村卫生投入严重不足。1998-2002年，政府农村卫生资金投入总量由110.34亿元增长为151.16亿元。同期，政府对农村卫生机构投入占财政支出比重由1.02%下降为0.69%。国务院已经提出，到2010年，要在全国农村基本建立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这就特别需要认真研究如何完善新型合作医疗的相关政策。 还要完善对农村困难群体的救助体系，逐步提高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在扶贫救助方面，目前我国农村还有2900多万绝对贫困人口，其中1200多万是丧失了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对这些丧失劳动能力的特困人口，要实行社会救济。 《21世纪》：目前已经有25个省市取消了农业税，与此同时，大量的县乡负债还没有解决并有可能因为税收的取消而增加，这个矛盾怎么解决？ 张红宇： 县乡负债的来源，主要在于乡村大量兴办企业以及合作基金会运行的失败、教育负债等。对于这些负债，从政策这个角度来讲，一是不要欠新债；二是要从根上精简县乡机构；三是国家要在乡村的教育、卫生、文化建设上，作为一个公开开支，逐步增加在这方面的投入。 温铁军：地方乡村财政的负债问题，早在没有实行减免税之前就已经明显的反映出来了。1999年农业部的七省统计推算就认为农村乡村两级的公共负债已经高达3000－4000亿。 1999年前后调查的最典型的地方，乡镇级的负债高达4000万，村一级的负债最高达到500万。新的乡村负债只能是“谁的孩子谁抱走”。 因为农村的小农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基础，不适合承载庞大的上层建筑，不适合承载庞大的政府系统。所以，政府越是强调在农村搞现代化，就越意味着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这是一个常识。以往农村负债基本上都是从上而下的，是行政系统下达的各项指令造成的。我的意见就是哪个部门下达的任务，哪个部门造成的负债，哪个部门负责解决，这样至少可以减掉三分之一以上的债务。现在负债问题已经很严重了，据财政部财科所的调查，去年负债额是6000亿到10000亿，比1999年增长了一倍以上。不能指望让基层自己消化，如果有关部门不承担责任的话，基层是消化不了的。 另外，很多债务是以前的一些宏观政策执行过程中造成的，比如关闭“十五小”、关闭乡村农民合作基金会并没有补偿，都是一声令下就关了，国家并没有拿钱补偿。国家对这部分的补偿大概又能减掉债务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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