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者农民的利益受到侵犯；三是土地税费结构不合理，政府重费轻税。“以地生财”已成为地方政府增加财力，筹集城镇建设资金的重要途径，成为新时期“以乡养城”的一种新形式。有关专家测算，在改革开放的20年中，大概有两万亿以上的土地出让金用于城市的建设，而这两万亿的土地出让金进入城市，并没有带来太多的农村人口向城市的稳定转移。四是地方政府用土地招商引资，由此导致稀缺的土地被大量占用。在国有土地出让过程中，随意减免地价、滥施“优惠”政策，有的地区甚至采取零地价转让，各种不规范的做法，造成一些人的暴富，助长了权钱交易，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不少腐败和犯罪案件同土地转让和开发中存在的问题有关。国土资源部估计，80年代末以来，土地出让、转让所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最保守的估计每年也达100亿元以上，比走私造成的损失还要大。 从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民问题，需要有新的立法和政策。要明确界定公共利益需要，公平对失地农民进行补偿。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这样形成的土地征用价格不能反映被征占耕地本身的产出价值，是偏低的价格。征地补偿标准未包含土地的增值部分。征用土地的补偿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对农民的补偿虽然具有地区差异，但以现金形式补偿的通常都在每亩1.5万—3.5万元之间。现在国家每征一亩地，铁路、高速公路给农民的补偿一般是每亩5000～8000元。工商业用地对农民的补偿一般是每亩2～3万元，发达地区和城市郊区相对高一点，一般也就是每亩3～5万元。 张红宇：我觉得， 第一，中国城镇化道路应该是多元的，大中小共同发展，不能片面强调大城市功能，也不能片面讲小城镇发展。城镇化应该更多地关注县域经济的发展。我当过两年的县委副书记，对这个体会比较深。中国城镇化发展到现在，真正能称之为城镇化带的就是珠三角、长三角。 第二，不要为城市化而城市化。城镇化、劳动力转移和农业现代化，互为表里，互为因果，这三张牌要一起打。必须让这在城乡间流来流去的一亿劳动力逐年留在城市。农村劳动力流出来，一是可以推动城镇化发展；另一方面，为农业现代化创造前提。 温铁军：如果说城镇化是缓解三农困境的一个主要路径，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城镇化是一个普遍经验，这无可厚非，任何一个国家的经验也都是如此。但是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资源小国，如果也要像欧美那样建设发展就麻烦了，恐怕资源会是一个约束因素，我国现在水、土、矿、环境这些资源已经透支了。从国土面积、水土资源条件各方面来说，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以这么有限的资源支撑了庞大的城市人口。所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需要加快，但不能太激进。 对于“融入城市”的说法，1980年代大家都比较热衷，我在1985年讨论当年的“一号文件”时，主张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当时一些老一辈的革命家都接受，但是实际执行遇到的问题就很多。我们对这个问题认识还不够，暂时还得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推动农民进城，另一方面稳定乡村经济。这并不等于反对城市化，我只是主张不要把问题简单化。 刘堪：1980年代，有些地方搞人为的小城镇，结果投资下去没人来，行政干预的后果是灾难性的，要在市场的基础上做合理的规划，尊重农民的选择。 粮食安全的国际和国内因素 《21世纪》： 即便大力度推进城镇化进程，2010年我国农村人口仍会有7亿人左右，２０２０年农村至少还会有５亿以上的人口。在农村本身的发展是本次“一号文件”的核心，农村发展的关键又何在呢？ 韩俊：在理顺城乡关系的基础上，要通过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进程，加快农村二、三产业和小城镇的发展步伐，全面繁荣农村经济。这样，首先要确保我国粮食安全。2000年至2003年，我国粮食已连续4年产不足需。2004年粮食生产，增长9%，是建国以来粮食增产最多的一年。在当年粮食产量

达到9390斤的情况下，考虑到粮食库存的水平，加上适当的粮食进口，可以确保今年粮食供求基本平衡。从中长期来看，我国粮食产量增长在总体上还不能满足消费增长的需要，每年均有缺口，产消自给率将会下降。1996年在罗马联合国世界政府首脑粮食会议上，我国提出的我国粮食自给率为95%，进口约占5%。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粮食供给不能指望过度依靠国际市场，尤其是口粮，粮食自给率要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可承受的水平上。 刘堪：粮食问题历来是我国的紧箍咒。为什么不放开思想，从战略上考虑一下粮食问题？到底我国13亿人，城乡消费水平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到底需要多少粮食？我们对这些最基本的问题研究得不够。现在我国限定5％的粮食进口率，是值得推敲的。 我觉得，粮食也要依靠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有比较优势交换才是正常的经济交换。我们土地资源十分紧缺，北美、澳大利亚、南美洲土地资源是很宽松的，甚至包括德国这样的欧洲国家，休耕地都是5％。我国人多地少，除了吃粮，还要让农民在种粮上致富，进口现在连超越5％都不敢说，这种状态不太正常。进口率放到10％，国内生产要求马上就会宽松。 “我们一买就是国际粮食市场的一半、粮价马上就上去”的现象不是不可变，只要是有长期合同就可以改变。 当然，我赞成“技术第一”的说法，技术如果上去了，很可能需求问题就解决了。 张红宇：粮食需求方面，存在“三增一减一平”。“一增”是总量增加，每年城乡消费要增加100亿斤左右，即1％；“二增”是饲料粮的增加，最近这几年，每年增加1.8－5.2%左右；“三增”是工业用粮增加，包括工业酒精、淀粉、制药等；“一减”是直接消费口粮减少，前年的恩格尔系数城镇是37％，农村是46％；“一平”是2％的？总值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增减数据是百分之零点几。 去年全国粮食产量4.65亿吨，现在全球的粮食贸易量除掉豆类是2.3亿吨，中国粮食增减一个百分点就足以影响国际市场。我们不一定要强调到95％的自给率限制，但是，我觉得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基本的粮食安全还是要提的。 《21世纪》：如果说粮食安全主要靠我们国内的土地上想办法，那么通过粮食增产能否实现农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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