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价值、外在价值一样，都是在评价和重建一项刑事审判程序时所要考虑的重要标准。正如匈牙利学者阿尔培德.欧德(arpad erdei)所说得那样，“在我们当今的时代里，几乎所有刑事司法程序改革都有两个目标：一是发现实施一种迅速、简便和成功程序的新方式和新途径，换言之，使刑事诉讼活动的进行更有效率；二是确保诉讼参与人的权利，这与公正的要求密切联系”。 我国台湾学者陈朴生也认为，“刑事诉讼之机能，在维护公共福祉，保障基本人权。……惟为寻求事实真相，维持公共福祉，或为保全程序的公正，保障基本人权，不计程序之繁琐，进行之迟缓，亦属于个人无益，与国家无损。故诉讼经济与诉讼制度之建立实不可忽视。” “任何一位关心公共福利的人都有理由选择其经济耗费较低的程序。” 刑事审判程序的“投入与产出”是诉讼无法回避的机制 。影响诉讼的“投入与产生”的重要因素是诉讼周期。
3、简易程序是价值目标两难的中庸解决之道
“一个社会，无论多么‘公正’，如果没有效益，必将导致社会集体的贫困，那也谈不上什么公正，即使有这种‘公正’，也是社会和人们所不取的。” 效益就是指程序的经济性，公正是指程序的正义性。效益与公正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也是社会科学尤其是法学研究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正如张文显教授指出的，“一个良好的社会必须是有秩序的社会，公正的社会，自由的社会，也必须是高效率的社会。”
对程序正义的追求，需要大量司法资源投入，这就会导致程序的正义性背离其经济性。辩而言之，对程序经济性的不适当追求往往会使正义的要求无法在刑事审判结果中实现。程序经济与程序正义在此就发生了矛盾。如何来协调这一矛盾呢?正如奥肯所说的,“在效率和平等间权衡，并不意味着凡有利于这一方面的因素必然有害于另一方面。如果对富者的税率重到足以扼制其投资，就会影响到贫者就业的数量和质量，这就使效率和平等两败俱伤”。“两者的确是有冲突的地方。” 但是从本原意义上讲或从理想模式上说，程序的正义性与程序的经济性是一体的，即是同一价值形态。如波纳斯所宣称：“正义的第二种意义，简单地说来就是效益。” 作为刑事审判程序所追求的目标的正义与经济（效益），二者之间的协调存在一个“度”的把握。“为寻求二者（正义与效益）协调，有时候为了效率要放弃一些平等；另一些时候，为了平等要牺牲一些效率。” 简易程序自身的特点必然使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受到一定限制，但这正是简易程序为提高诉讼效率所付出的代价。程序的经济性与正义性二者不可偏废。离开经济性强调正义性，会致司法资源的浪费，案件积压，诉讼拖延；离开程序的正义性强调经济性，必然导致被告人的诉讼权利难以保障。只有二者兼顾，相互协调，才能取得良好的结果。程序的经济性毕竟属于刑事审判程序的次级价值。因此，对程序经济的追求不可能也不应该以牺牲程序的正义为代价。“对效率的追求是有一定限制的。” 这里要遵循一条原则——正义优先。如果说兼顾原则是程序正义与程序经济性的统一。那么正义优先原则就人另一侧面强调了程序正义。
刑事审判简易程序的目的就是协调程序正义与程序经济之间的关系。“适用简易程序的确使被告人诉讼权利受到较大限制，这正是简易程序为了提高诉讼效率所付出的代价。” 针对具体案件应具体分析使用哪一审判程序。罪行轻微、事实简单的案件使用简易程序，以求诉讼经济；案情重大、复杂或社会影响大的案件，不宜适用简易程序，而应当采用普通程序，以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之行使以及其他诉讼权利的实现，保证诉讼正义。简言之，即宜简则简，宜繁则繁，寻求正义与经济的平衡。
（二）简易程序的现实必要性
刑事案件的不断增加和诉讼资源的有限，是简易程序存在的现实基础和客观需要。二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各种犯罪不断增长，据资料显示，根据联合国关于犯罪趋势、刑事司法系统运用和预防犯罪战略的第三次调查，全世界有记录的犯罪数1975年为3.5亿件，1990年达到5亿件，平均每年以5%的速度增加。 英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犯罪率就一直上升，1967年犯罪总数为120万人，1977年超过240万人，为1967年的2倍。 英国1979年以来犯罪至少增涨了1倍，暴力犯罪至少增涨了130%，抢劫犯罪增涨了130%还多。美国的*、抢劫、强奸等7种重大案件，1952年为2036510件，1964年为2600000件，1975年为11256600件，1984年则高达12070200件，1984年比1952年增加了6倍多。 日本战后的3年，犯罪率就增加了1倍。 意大利在1988年刑事诉讼改革前,待审的刑事案件达250万件，有的案件诉讼过程长达15年以上。 我国的犯罪经历了五次高峰，发案数量一次比一次高，1950年，当年立案53.1万起，1952年到1960年保持在每年20万到30万起，1961年当年立案42.1万起，1973年，当年立案53.5万起，1981年，当年立案89万起，1991年达到236万起，进入90年代犯罪逐年上涨，90年代中期，发案率上升到60年代前半期的8倍，而且居高不下。犯罪率的提高，要求越来越多的司法资源。而越来越受人崇尚的对抗制和程序公正理念导致普通程序非但不能节省资源，反而会占去更多的资源。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71年santobellv.new york 这个案件的判决中指出,如果每一项案件指控均要经受完整的司法审判,那么州政府和联邦政府需要将其法官的数量和法院设施增加不知多少倍。前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也认为，即使将适用辩诉交易案件的比例从目前90%降低到80%，用于正式审判所需要的人力、物力等司法资源投入也要增加1倍。 但是，社会是一个大机器，人类不可能把更多的资源用于刑事审判。人们更不能容忍为了一个案件的程序正义而把另外一个急需处理的案件挡在司法门外或搁置不理，正如台湾学者邱联恭所言：在诉讼上追求权利与社会上通过交易行使权利是不同的，因为除本案原被告外，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正在或即将利用法院。所以，不能为了某一个案件的审理花费过多的劳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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