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形势
党史学会开会，应该研究党史学界的形势。
有一种议论，说现在党史学界在萎缩，系统的党史课停开，党史专业本科招生急剧减少，一些党史机构裁撤合并、人员青黄不接，这些情况显然是存在的。
但是，是不是可以简单地用“萎缩”两个字来概括党史学界形势？恐怕不好这样说。高等学校的党史课是八十年代中期改成中国革命史课的，现在又改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名称是改了，新课程同党史还是有密切关联的，党史教师队伍在这些课程的讲授中还是不可缺少的力量。党史革命史专业硕士、博士学位点不少，听说一些高等院校、省级党校还在继续申请，硕士、博士研究生招得更多了。党史机构办的专业研究和通俗刊物比过去增加了（《2001党史工作年鉴》上列了三十种，恐怕统计不完全，有人估算，现在大概有六十余种；如果加上政协系统的文史类刊物，以及有关近现代历史和人物的综合类刊物，全国大约上百种），其中有几种在读者中还很有影响。党史革命史和近代当代中国史题材的图书，有些销路不错（据说是三大类畅销书之一，叫做“三分天下有其一”，其他两类是财经法律类和生活休闲类）。LOCalHOst这叫不叫繁荣呢？
恐怕是有萎缩，更有繁荣。而繁荣中又有诸多问题。要健康繁荣，还要做多方面的努力。
（二）我读党史
我无力也无意对党史学界的形势作全面的分析。
从党校和党史室的领导职务上退下来以后，虽然身体不大好，但是闲暇的时间比较多了，阅读的书报杂志也比较多了。我读得最多的，还是党史方面的出版物。我写《党史札记》专栏，已结成两集，还在《学习时报》上继续连载。今年初还写过一篇《二〇〇四年我的读书单》，列出十五种，略加评点，其中大都属于党史或有关党史。
如果要开《二〇〇五年我的读书单》，这半年大概又可以开出十来本吧。
现在，就以我闲来读史的范围为限，拉杂地说一说我读党史出版物后的一些印象和感想。
（三）党史学界的成果
《二〇〇四年我的读书单》，首先开列了《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二）》。这两部书都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著作，我认为这是党史学界近年来最重要、最引人注目的成果。
党史学界，关心党史的人们，对文献室的工作成果，总是交口称赞的多。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著作，分几个系列（选集、文选、专题文集、综合文集、建国以来文稿）在系统地出版，各人的多卷（或一卷）的传记、年谱也在陆续出版。这为党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可靠的、有时详细到逐日甚至一日还分上午下午晚上的、其中不少是真正鲜为人知的档案资料。文献室的著作，也以依据大量档案和访谈资料见长。研究党史的人们，常常抱怨档案开放不够。这个抱怨是有道理的。但是，我认为，文献室的这些出版物，应该说也是开放档案的一条途径、一种努力。党史学界应该尽可能利用这些出版物中系统地公布的档案材料，而这种利用，有些研究者是很注意的，很可惜，许多研究者现在还不能说是注意得足够的。
当然，这些出版物也不是十全十美。它们的某些观点，对历史的某些叙述方式，对档案的某些使用方式，对文献的某些编辑方式，人们可以有不同的意见。某些史料错误，也难以完全避免（我就发现《周恩来年谱》中有一条史料把一九六五年底作协和共青团联合召开的青年业余创作积极分子会议上周扬的一篇讲话《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当作周恩来的了）。这都不要紧，可以指出和讨论，以推动党史人物、党史事件的研究更加细致、更加准确。
评论《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时我说过：这是迄今为止最全面地记叙毛泽东一生中这最复杂而曲折的后二十七年的一部力作。金无足赤，书无完书。“有所取，必有所舍，有所详，必有所略。但取舍详略之际，考虑间有未周，在所不免。而知人论世之处，作者颇具匠心，究难悉当。”胡乔木评论《中国*党的七十年》的这几句话，移用到评论《毛传后篇》，也是适当的吧。对毛泽东的评论，人们尽可以见仁见智，然而，只要是本着严肃的态度进行研究，就不可能绕过这本书，无视这本书，否则，对毛泽东的研究至少会是有缺陷的。
对《毛泽东传》的这些评论，移用于文献室著述的其他传记、年谱，恐怕也是合适的。
文献室的工作成果很多，无需逐一评论。补充一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重要文献，由文献室及时陆续编齐出版，已成惯例，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重要文献，也已由文献室编齐出版。可是，这两段时间之间，即“文化大革命”十年和前进中徘徊两年的重要文献，却还没有编辑出版。过了三四十年了，没有那么大的*敏感性了，是不是可以快一点编印出来，使重要文献的编辑出版，接成一条完整的龙呢？
（四）再谈党史学界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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