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主产区，从边际产出率偏低的土地到旱涝保收的高产农田，从季节性抛荒发展到经常性抛荒……照此一直死守下去能够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这难道说是农地集体所有制带来的优越性？这难道说是“大包干”带给种田农民的积极性？目前已经有学者提出“新的国家粮食安全观”（包括全球开放观、市场调节观和结构与总量观）[11]，但还应该注意研究另外一个问题：即在实行耕地私有化制度的大前提下，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农地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并利用国家给予种地农民的直接补贴，使9亿农民的“可塑性”[12]和农地综合利用的“弹性”（我目前正在撰写这方面的论文）逐步得到增强和提高。因此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新阶段，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最根本的途径是，通过市场引导以提高种粮农民的积极性，使种粮食能够赚钱并且比外出打工赚得容易才行。
（四）关于“大包干”的灵验与“双层经营体制”的神话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农村改革长期被锁定在一个大的前提下，即“深化农村改革，首先必须长期稳定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这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十五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双层经营体制”的提法做了两点变化：一是明确规定家庭承包经营是集体经济内部的一个经营层次，是双层经营体制的基础；二是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为“家庭承包经营”。并强调“这种经营方式，不仅能适应以手工劳动为主的传统农业，也能适应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手段的现代化，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必须长期坚持”。由此认定在农业生产领域，“家庭承包经营是一种最合理、最有效的经营方式，符合广大农民的意愿”[10]（p58-66）。其实这一时期的几种说法应该分开来讲：即要求“分田单干”是广大农民真实的愿望；而“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是农民的”这句话，实际是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地方干部简化的总结；所谓的“双层经营体制”（既要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又要调动农民家庭承包经营的积极性）则是参与农村决策的专家们提出来的，这种带有“官方语言”性质的一个新概念最早登台亮相大概是1983年的“一号文件”。1979年至1984年“大包干”显灵，使全国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连续大丰收，但好景不长就出现农民增收后劲不足的问题。党和国家及时把农村工作重点放在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和政权建设等方面，更加突出了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服务”的功能。然而“强拗的瓜不甜”，广大农村基层干部拿出浑身解数也没有把集体经济真正地搞起来。20世纪90年代至今，像“公司＋农户”、“龙头企业＋基地”等农业产业化逐渐升温，而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水平一直处于缓慢增长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十六大做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制定出“多予、少取、放活”的发展方针，并允许和鼓励农民按照“自愿、有偿”的原则依法进行承包地流转。2004年中央出台新的“一号文件”从某种意义上说，实质是把过去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承担“统一服务”的功能转变为由国家和各级政府组织以及社会中介服务机构来完成。由此想到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曾明确地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13]（p355）在这里，邓小平把农民搞“家庭承包经营”与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分为“两步走，两次飞跃”，还强调说搞土地规模经营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都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但后来的权威解释是，我国实行土地适度规模经营至少要等到“大多数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并具有稳定的就业岗位和固定的收入”。何时才能等得到呢？再过30年，中国农村人口仍然保持着8亿人左右的规模，几乎和现在的农业人口总量差不多，又怎样去搞土地规模经营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呢？因此从实践上看，9亿农民主要依靠土地资源，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再加上国家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加快农村土地、劳动、资本、技术、信息、管理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大力兴办像土地股份合作制这样的经济实体，肯定会比单纯盯住“七所八站”搞五花八门的所谓“改制”见效快得多。其实我国关于建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设想早在20世纪８０年代末期就提出来了，但迄今为止这种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形式并没有形成大气候，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去反思吗？总之，国家对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实行严格的管制不放松，“多予、少取、放活”的六字方针最多只能落实前四个字，所谓的“放活”许诺只能是一句空话。正如回良玉副总理指出：“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一些长期困扰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远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五）关于“改革国家征地制度”与“农地私有化将会影响国家建设”的奇谈怪论
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初期进行土改开始，凡国家分配给农民所有的土地都是由县级人民政府颁发《土地所有权证》并明确规定：农户对分得的土地拥有自由经营、买卖及在特定条件下出租等权利。但随后于1954年9月20日颁布实施的新中国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又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对城乡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这表明，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从一开始就受到法律的某些限制，国家保留对农村土地使用最后的处置权。实际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确立之后，国家与农民之间又产生一种特殊的“权利”，这就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具有“准行政性质”的乡村集体组织以及企事业单位等都可以无偿的无期限的征用土地。特别是在“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农业学大寨”等一系列*性运动中，出现了行政权大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习惯性“*势力”，导致各自为政、政出多门的分散管理体制。改革开放的25年来，地方政府和乡村组织与工商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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