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由于中国没有土地市场，土地转让没有市价做尺度，怎样补偿农民算合理，谁也说不清。还有人说，政府为公，农民为私，土地原本公有，政府要征用，给多少补偿，当然是政府说了算。以上种种，听起来似乎有理，但仔细想来，却经不住推敲。我的看法是：耕地被征用而得不到合理补偿，唯一的原因，就是农民的耕地产权没有明确界定，因而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护。

政府与农民，究竟谁是强势？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若是人治社会，当然是皇权至上，政府处于绝对的强势。可法治社会，讲究的是平等。无论达官显要，还是布衣百姓，在法律面前，谁都不能有特权。哪怕你是总统，违法也一定要受到追究。我手头有一份材料，说的是德国皇帝威廉一世与一个普通磨坊主的故事。威廉一世做皇帝后，在柏林附近的波茨坦建了一座行宫，待行宫建成后，他发现离行宫不远处有一磨坊，影响了周围的景观。于是他派人前去与磨坊的主人协商，希望买下这座磨坊。哪知磨坊的主人死活不卖，结果惹得皇帝龙颜大怒，硬是派卫兵把磨坊撤掉了。第二天，磨坊主一纸诉状，把威廉一世告上法庭，法院不仅受理了此案，而且还判了皇帝败诉。后来，皇帝只好将磨坊恢复原貌，并给磨坊主一定赔偿才算了结。 如今的中国，也在建设法治国家，公民财产，也受法律保护，可让人不解的是，当耕地被不公平征用时，为何农民不像那个德国磨坊主那样，也拿起法律的武器，去捍卫自己的利益呢？

表面上看，好像是农民不懂法，或者是法治观念淡薄。但想深一层，其中的缘由并非如此简单。这里的关键，是农民本来就不具有对耕地的产权。既然耕地不是你的，政府拿走了，别说给了你补偿，就是分文不予，你又当如何呢？哪怕你告到最高法院，法院恐怕也爱莫能助。至于说中国没有土地市场，耕地没有市价，政府对农民补偿多少，标准拿不准。作这种解释，不过是政府开罪的托词。既然没有市价作参照，那为啥不给农民多补而要少补呢？说到底，症结还在产权。假如农民拥有耕地的产权，政府出价低了，我农民不卖，产权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强买，交易不就公平了吗？其实，懂得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市场交易的前提有两个：一是社会分工；二是明确的产权。说交易不公是因为没有市价，那是避实就虚，掩人耳目。比如有人一拳打落你的牙齿，却不予赔偿，理由是牙齿没有市价，你会善罢甘休吗？

是的，明晰农民对耕地的产权，是保护农民利益的根本所在。但这绝不等于说，土地就一定要私有化。在现代经济学里，所有权与产权，原本就是两回事。一项物产，所有权可以属张三，产权却可以归李四，两者不仅能分离，而且还并行不悖。举个例子，银行的信贷资金，通常来自储户存款，这些资金的所有权，无疑是储户的。可为何银行发放贷款时，却不征得储户同意，而完全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呢？原因是银行通过支付利息，从储户那里购得了资金的产权。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产权的确不同于所有权，可以各有所属。由此推理，一项物产所有权公有，也不会排斥它的产权私有。所以，明确农民对耕地的私有产权，是无需改变现行国家或集体对耕地的所有权的。

产权有别于所有权，主要在于所有权强调的只是归属，是法权；而产权则是指除了归属权之外的其他三项权利：即财产的使用权、收益权与转让权。说农民对耕地的产权不清，指的是农民是否拥有耕地的使用、收益、转让权，没有明确的界定。比如我们总在讲，农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30年不变，那么这30年不变的经营权，到底包含哪些权能，是单指使用权，还是也包含收益权与转让权？对此，政府态度并不明朗。而按经济学的产权定义，是应该三管齐下，统统交给农民的。农民没有土地使用权，便无权取得土地的收益；没有收益权，使用权就会一文不名。因为没有人会在收益不归自己时，而徒劳地去耕种土地。有了使用权与收益权，但若无转让权，收益权则会受到压制。比如一块土地，自己耕种年收500，而转租他人可收600，政府征用只付400，倘若你没有转让权，耕地转给谁，不由你做主，而是政府说了算。那么你的收益权，就要大打折扣。

从我国的现实看，农民的耕地产权，显然是不完整的，因为目前农民所拥有的土地经营权，充其量只含使用权和部分收益权，转让权仍还在政府手里。假如我们明白了这一点，面对政府征地为何不给农民足额补偿的事，也就见怪不怪了。所以，要真正保护农民的权益，眼前最要紧的，就是赋予农民土地的转让权，并应以法律的形式加以固定。不然的话，由着政府的性子建开发区，盖楼堂馆所，耕地就会像唐僧肉，政府想征就征，想占就占；对农民的补偿，也是想给多少就给多少。如此，不仅耕地要大量流失，而且农民永远是吃亏受损的那一方。

规模经营与耕地流转

中国人多地少，土地资源匮乏，这是个事实，谁也改变不了。问题是面临着这种情况，我们该如何应对？明智的选择，恐怕只能在保护耕地的同时，提高耕地的使用效率。按照经济学的观点，一种资源越稀缺，就越要研究它的配置方式，提高它的配置效率。相反，一种资源如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比如阳光，倒是没有必要去研究它的配置的。这就是“经济”为何始终是和“稀缺”联系在一起的原因。

从联产承包开始，我们的农业基本上是分散经营的。相对于早年大一统模式，分散经营有它的好处，就是能够治闲治懒。农民掌握了土地经营权，缴足国家的、留下集体的，剩下是自己的，因而能调动生产积极性。可分散经营也有它与生俱来的缺陷，就是等农民的生产热情释放殆尽后，再想提高劳动生产率，那就难了。道理很简单，鱼缸里养不出大鱼。一家一户种着一亩三分地，就没法取得规模经济。俗话说：“养羊不成群，还得占个人”，占人是一方面，还得占用其他经济资源。地种得不多，可干活用的家什，每家都得买，这就是资源浪费。你想借着使，可农时不等人，要抢收都抢收，要抢种都抢种，等你把人家的农具借来，黄瓜菜都凉了，种啥都晚了，不重复购置能行吗？

这些年，国家要引导农民调整种植结构，有些基层的同志抱怨，说农民缺乏市场观念。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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