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上任的国家领导人江主席写信的冲动，只可惜当时作为一个农村的初中学生，这种想法与想法的实现太过遥远。
现在十多年过去了，“三农”问题几年来一次次被社会各阶层的人们重提。已从重大的经济问题，提升为重大的*问题。而这些却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我当时作为一个十五六岁的农村孩子对中国农村问题的一些担心和思考。因为我从小生活在农村，从小就切身感受着这些问题所在。
虽然我后来当了兵，入了伍，到今天已从军校毕业，参加工作数年。但我对农村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从来没有倦殆过，同情心和责任心使然。
今天再谈“三农”问题，我要引出邓老前辈的一句话，“农业文章很多，我们还没有破题”。如老前辈所言，当我读了诸多关于“三农”问题的文章，在对“三农”问题做更深一步思考时，我不得不说对此我深有同感。

破题

一、人口
早在200多年前，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其著作《人口原理》中就曾有以下论述：将人类的一切罪恶归因于人类的社会制度是错误的，虽然社会制度似乎是造*类许多灾祸的明显和突出的原因，但实际上它们是不重要的、表面的原因，同使源泉污浊、使全部人类生活的水流浑浊的那些根深蒂固的不洁原因相比，它们只是漂浮在水面上的羽毛。
马氏在文章中所指根深蒂固的不洁原因，其一个重要的指向就是人口问题，人口的增殖力和这种增殖力天然的*性与破坏性。如果这种增殖力得不到适当控制，就必会导致人类社会的苦难与罪恶。
关于对人口自然增长的控制，马氏总结出了两种情况，即预防性的抑制和积极的抑制：所谓预防性的抑制，是指人们对养家糊口和失去舒适生活的忧虑；所谓积极的抑制，是指一些下层阶级实际所处的困难境地，使他们不能给予子女以应有的食物和照料。
积极抑制最终会带来苦难与罪恶，在马尔萨斯的时代是由于食物不足而导致。在今天，在中国社会尤其是在中国的农村，同样存在着一种更为严重的不足，它会导致同样的苦难与罪恶，那就是就业不足，购买力不足。而这里的不足与两百年前马尔萨斯时代的不足一样都是因为人口问题，人口过多，人口增长过度。
中国的民主人士，北大的老校长马演初老先生，建国初期就对此问题大声疾呼。只可惜当时的毛主席出于当时国际斗争形式的需要，对这种可能的苦难与罪恶已经顾虑不了太多。在当时的毛主席想来中国需要人，需要更多的人准备打下一场世界大战。但是下一场世界大战始终没有发起，而人口问题却为今天中国社会的发展留下了巨大的障碍。被称为“天下第一难事”的计划生育，注定会是中国社会将要长期面临的一场“苦战”。
90年人口普查时全国总人口12亿，农民８亿；2001年普查，总人口13亿，农民9亿，据说这次普查中没查到的黑户口至少有四千万；到今天可以大致估计全国总人口14亿，但同时可以确定，农民人口必然达到了10亿；据有关专家称205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6亿，我还可以确定，他们是预计农民人口至少将要增长到12亿。这一系列的列举说明了什么？判断的根据又是什么？只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的人口增加，从国家严格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尤其是近年以来，只是“农村人口”的增加。如果说城市人口实质上有增加，那也是农村人口向城市大量转移导致的增加，人口增加的源头在农村，而不是在城市。根据是，城市居民实行着严格的计划生育（一方面是因为城市计划生育易于管控，更主要的原因是人口预防性抑制在这里起着作用），一胎制，普遍家庭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即四个老人，一个孙子。这就确保了城市人口死亡率会迅速大过出生率，人口就不会再增加，而会进入负增长（如果上面我对人口数字的列举比你所认为的真正数字有所夸大，那也是有理由的。而且我认为，我们宁可把这个数字再夸大一些，而不要把它比真实数字缩小了）。
从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得出总人口达到7个亿的惊人结果后，中国就开始了计划生育的漫漫长路，到今天2004年，整整持续了40年，人口总量非但没有得到根本控制，却翻了一番，增加了一倍，达到了14亿。
40年来，与其说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对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不如说我们的计划生育工作还做的很不够，甚至说对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犯下了不可饶恕之罪。
但这个罪责不能只归咎于计划生育和计划生育工作者本身。这个罪责的主要责任，在于最高决策层，在于我们的中央政府，在于中央政府对计划生育政策上认识的偏差。
政府一再把人口增长过快的主要原因，归结于历史遗留的人口基数过大。可是人口增长率与人口基数并没有内在的必然关系，人口增长率如果为零、为负，再大的人口基数也不会导致人口增长过快。
人口增长率=人口出生率-人口死亡率
显然，人口总量在这里对人口增长率并不具有决定意义。但为什么国家在花大力气推行计划生育的同时，我们的人口总量却会在40年内翻了一番，平均年增长率达到了2.5%。
这种人口增长率是现代任何一个发达工业国家不可能具备的，而却不是因为他们的人口基数小。如果说他们一个国家人口基数小，那么把所有这些国家的人口加在一块，这个基数总该不小了吧，可是这个基数并没有在四十年中翻了一番呀。非但没有翻了一番，近多少年来，美、日等发达国家人口还出现了负增长。
另外，如果我们的人口不是大多数在农村，而是城市与农村的人口比例倒置，城市占三分之二多，农村占三分之一少。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我们的人口总量也不会40年翻了一番，平均年增长率达到了2.5%。
所以从根本上说，导致这一结果的不是人口基数过大的问题。也不是我们国家计划生育工作抓的不紧的问题。而是因为一直一来我们的农业政策有问题，农村的土地制度有问题。这才是导致中国人口总量40年翻了一番，过度增长的关键。但我们的中央政府不在这一点上下功夫，只在计划生育的宣传与实际人口的控制上做文章，这样做无疑只是扬汤止沸。这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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