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微软公司还是其它什么企业。所以所有的国际大牌著名企业都不惜血本地在研发上投入，他们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他们的宿命，同时也将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向前大步迈进的契机。
下面的这道公式将可以证明，对于中国，这样的成功迈进是有可能的。
劳动力优势+降低了价格的专利技术=强于技术出产地的制造业竞争力
其次，小城镇的发展，进城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农民工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必将促进国内市场需求的大量增长，即通常说的“拉动内需”。
从各发达国家最初的发展经验看，无一例外的都是进城农民空前增长的物质需求，刺激和拉动了国内需求的迅猛增长，从而促进了经济飞速发展。直到最后当国内需求趋于平缓，当他们的制造业和贸易业都得到了充分发展时，他们的利爪就开始伸向其它没有发展或正在发展中的国家，这也可以称为一切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发家史。
而中国目前的情况是连自己最大的国内需求市场尚没有真正启动。这是上帝留给中国的契机，抓住并利用好这一契机，中国才有望在不久的将来，能真正搭上在现代化快车道上飞驰的世界列车。
上面的所有假设和推断如果都成立，那么我最开始提到的人口的根源问题也已经得到了有效解决。工业化的国度里是很难找到有人愿意多生孩子的，日本、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人口持续零增长或负增长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有人可能会因此担心社会老龄化的问题。我说这种担心是必要的，但我们的担心不能是“替别人愁嫁衣裳”。日美等发达国家的社会人口老龄化是劳动力锐减，劳动力成本持续走高，构成了对其社会进一步可持续发展的威胁，从而引起了诸多社会学家的恐慌。
但在中国，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我们应看作是中国社会的福音。
首先，人口老龄化所表达出的一个准确、基本的信息就是人口出生率的降底，这正是我国政府几十年长期努力的结果。
其次，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基数庞大的发展中国家，像日美等发达国家对社会人口老龄化那样的担心法，完全是没有道理的，有如东施效颦。更不可因此而放松对人口增长的高压控制。
中国是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我们的政府是需要对这一问题加以认真考虑。但我们的考虑和担心不应同于日美等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一般都有完善的保障老年人生活的社会福利制度，他们的担心是老龄化造成的劳动力缺失。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我们一点也不担心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甚至在未来100年内都不需要有这种担心，即使在未来100年内中国社会有大批的青年人彻底放弃生育孩子而要组成“丁克”型家庭，劳动力也不会不足，甚至有可能因为“丁克”家庭的增多，劳动力就业压力会在短期内更加增大。我们宁可要更多的只吃饭不干活的老人，而不要太多的等着就业的青壮年劳动力。有一句话的好，“每个人的需求容易得到满足，但每个的欲望永远无法得到满足。”老年人对生活只有需求，但青壮年劳动力对生活充满着欲望，尤其还是在不能得到充分就业的情况下，这种过多的充斥于社会的欲望，会对社会带来危险，并且会对社会的支撑体系造成严重的威胁。
关于中国社会老龄化问题，我们担心的应该是社会福利制度的不健全和基础的脆弱，这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一个经济问题，简单地说，国家有钱了这种事情就好办。所以我们的主要担心应该是怎样在短时间内快速地发展好经济，并且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断完善保障老年人生活的社会福利制度。除此我不知道，在方面我们还有什么要担心的，和我们能够努力的。
到这里“三农”问题好象已经从根本上得到了解决。人口增长已经得到了根本控制，并有实现零增长，负增长的趋势；农民不再贫困，小城镇的发展使农民得到了充分就业，实际收入水平有了根本和普遍的提高；最重要的是农业产业又开始出现了生机，全社会的粮食及农副产品供给得到了根本和有效的保障。
但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归根结底，问题又回到了土地问题的解决上了。给土地产权一个合理的制度安排，“三农”的主要问题必将迎刃而解。正如给你一个支点，地球你也将能撬动。
在深入对土地产权合理的制度安排做一讨论之前，我想先做一个大胆的推断。市场经济的大体制下，不管是工商业还是农业，最合乎市场经济规律，最有效的产权配置是产权私有化。这句话还不是我要做的推断，这不过是许多发达国家实行了几百年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经验。我要做的推断是：我们的中央政府认可这一基本经验，并且在国家处于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要努力使产权配置尽可能地向更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产权私有化转变。而这一点在现实情况中也不难以看到，如支持亏损国有企业依法实施关闭破产，鼓励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鼓励非公有制企业的繁荣与发展，这都证明我们的中央政府在这方面的努力。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和我们中国改革有同样的取向，区别在俄罗斯用的是“休克疗法”，中国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我们的政府和学者时常可以骄傲地说，我们中国选对了路子。但不可否认两者最终会抵达同一个彼岸，因为两者有共同的问题、矛盾和需要，并且有一个共同指引前进方向的灯塔，即市场经济制度。
而目前为止，这些改革之所以还只停留在工商业，没有过渡到农业。关键的问题不是*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问题，关键的问题是中央政府还没有对土地产权找到一种合理有效的制度安排，而如果直接实行土地私有化，中国的整个社会很可能因此要“乱”，这是一个天大的风险，谁都不愿，也不能去冒这个风险。所以不得已而求其次，就只能按旧有土地制度原地不动，最多小打小闹做一些缓解性补充与修改。
但问题是改革要冒风险，不改革就是等死。
明清思想家黄宗羲提出的“积累莫返之害”，就正是要告诫人们在积弊已经太深，并且难除之时，就不要在旧有的框架内返过来，倒过去了。这样做是徒劳的、无用的，非但不能使矛盾得到有效解决，反倒会使积弊愈演愈深。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还有一条介于其间的中间道路。那么这条路到底在那里呢？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还需要先声明两点。
一、农民所使用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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