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考核计划生育。在目前农村，由于乡镇干部不间断地明察暗访，明目张胆在家超生的几乎是凤毛麟角；而超生的主力军是那些举家外出打工占本地青壮年绝大多数的流出人口，尽管省、市、县计划生育考核方案要求他们一年要每隔一季度回乡查孕一次，其余可以寄回查孕证明，而根本这就是不切实际的空想。这样不便民的管理措施，就是设想他们的自觉性很高，往返昂贵的车费是他们或是乡镇能够承受之起？更何况其中有不少的人外出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超生。而乡镇不可能有这样的巨额财力到中国的各大城市和沿海地带去跟踪管理，他们超生下孩子后就带回家了，谁能为之奈何？常德历来是湖南省的计划生育先进典型，但在1998年特大洪水中的自救小英雄，就是一个计划外五孩，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女作家项小米在媒体上感叹她家的小保姆有兄弟姐妹９个，小保姆在陕西的某县普遍都是七八个孩子。某记者到陕西靖边采访时，发现那里的农民一个家庭有四五个孩子是很普通的。一个记者几年前到国家贫困县山西大宁采访扶贫款被贪污案走访时，惊讶地发现他家有八个孩子。记者在山西大宁县榆村乡一个很穷的山村金疙瘩村采访时，发现那里农民平均六个孩子，且大部分家中有二、三个男孩；金疙瘩村原大队主任孙新德今年刚满４０岁，却有六个孩子，他对记者说，现在的新主任还七个哩……就是这个村，竟然还被评为计划生育先进村。如果严格按照各省的计划生育考核方案，很少有一个乡镇能够真实达到计划生育工作目标，全国最低可以否决99%以上乡镇。而一个乡镇的计划生育工作被“重管”,且不管他的工作基础如何，也不追究谁影响了计划生育工作，更不论这个“重管”评价结果是否科学公正，不管尽没有尽职的，不管他的其他如何，乡镇党政主要负责人和分管领导一概得否决。就拿湖南的h市来说吧，按照末位淘汰的原则，每一年考核每一个县市区排位站在最后一位的乡镇就要被“重管”，每一年都有一批乡镇落马。这种“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和“株连九族”式的考核评价机制，逼迫你作出选择：要么等待被否决，要么上下一起把假造得天衣无缝，要么就去贿赂各级计划生育主管部门。这种不切实际的考核方案，在没有监督的暗箱操作下，形成了部门的特权，是产生腐败的温床！在周而复始的每一季度考核时，哪一个乡镇胆敢不买各级计划生育主管部门的帐呢？
莫名其妙的是信访责任。本来象信访这样的上诉，是每一个公民享有的宪法所规定的权利。可是省市县却逐级作出规定，不管什么原因，只要有人上访；按上访的人数，所上访机关的级别，作出相应的处分，处分最重的是有人到北京上访。比如笔者调查的s镇，就有好几个老上访户。洋西村的刘某，1989年与本村的邹家发生宗族戒斗，县政法委牵头，公、检、法三家联合处理，而被刑事拘留的刘某不服，走出看守所一直上访到现在，可如果刘某上访到哪里，s镇就要被通知带钱去接人。白洋村的梁某，父亲五十年代因倒买倒卖粮票被判刑入狱，七十年代末期被平反，可是，他认为既然是冤假错案，平反了就要安排工作，走了二十多年到现在，尽管整天游手好闲，既不种地也不经商，靠上访得来的收入建房住进了当地的中心集镇，因为每一次到北京上访，s镇就要带钱去接他，在京的省市县信访工作人员也要分别送钱给他，否则，他就要威胁到天安门广场喊冤；而在家，每过一段时间，就要跑到s镇要钱，跑到县里要钱，不给钱就威胁要上访北京。他不仅自己上访，还在s镇四处鼓动：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到北京一游。因为到北京天安门广场一喊冤，就有人通知在京的省市信访人员接待，住了几天，就被通知来的s镇干部到京恭送回家。他还甚至对来接他的镇长说道：“如果不是我来北京，你恐怕终生没有来北京的机会”。2004年6月，他就带了五人带北京，s镇的书记镇长就因此受到了处分。一个在乡镇工作的网友交流这样一个亲身经历的事例： “一个村里的砖窑场老板，因拖欠工人工资与工人（外地民工）发生矛盾，引起工人上访。经过多次调解无效，乡政府与工头协商，聘请律师到法院与窑场老板打官司。可是工头说什么也不同意：窑场在你们乡政府管辖的范围内，我们谁都不找，只找政府，你们处理不了，我们继续上访。乡政府找窑场老板的回答是：我们有合同，我是按合同办事，政府无权管这事，他们说我不给他们工资，他们可以到法院去告我。乡政府左右为难，协调不成，只好出钱先把工人的工资垫付出来，把人打发走。这就是“花钱买稳定”，所谓的“人民内部矛盾，要用人民币来解决”。
其中压力最重的是财税任务，尽管有着为数众多的农税队伍和国、地税队伍，但他们只管数字，完成任务的责任在乡镇，即使发不出工资借款也要完成；因为“一票否决”的公式是：要么交票子，要么交“帽子”。九十年代末在全中国乡镇流行的最“经典”的县市领导语录是：“采取什么措施我不管，政策不能违背，但任务必须完成，否则追究领导责任”！
最难预测的是社会治安和安全事故，一旦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主要领导就得撤职；森林火灾，延续多少时间书记、乡镇长就得免职；就在h市的h镇，2003年发生了一场森林火灾，由于风大火急林深，又没有灭火设备，书记和镇长带领干部和群众，拿着最原始的武器柴刀和锄头与火魔作战，可是收效甚微。到凌晨时，干部和群众都已疲惫不堪，森林是重要的，但人的生命更重要，h镇的书记在大火越来越猛烈的时候，下令干部和群众撤退。可是，第二天到达现场的市防火指挥部领导，认定h镇是组织不力造成森林面积损失过大，责成县委免去h镇的书记和镇长的职务。
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兑付问题，至今是农民关注的热点。在成立时无须征求乡镇政府的同意，一直有自上而下的农经部门审批和管理，而关闭时却责成乡镇政府全部接管，负责清收贷款和兑付存款，不能及时兑付而造成群体事件的乡镇政府就会受到“一票否决”！怎么及时兑付？现今的中西部乡镇财政是肯定无能为力。就在湖南省某县的一个乡，就有近200万元的基金会存款没有兑付，200多万元的基金会贷款没有收回。兑付的唯一出路就是清收贷款，而不少的贷款大户早已远走他乡隐姓埋名，大多数的贷款户早已丧失偿还能力。为了向1000多户农民的血汗钱负责，也为了这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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