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乡镇政权在农村未来的作用无可替代
第一，农村要发展必须向基层倾斜的需要。没有农业的兴旺，就没有民族的兴旺；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国家的稳定；没有农民富裕，就没有全社会的富裕。三农问题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靠哪一个人、哪一条战线、那一级都不能解决问题，全国都必须服从这个中心。无论是总书记还是总理，都已经明确要求全国上下要把“三农”工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笔者认为，要想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全国上下就必须形成共识：“农业兴，国家兴；农村稳，社会稳；农民富，天下富”。围绕这个中心，就必须实现三个倾斜：“向农村倾斜，向农业倾斜，向基层倾斜”。因此，乡镇政权不仅不能撤销，而且还要进一步加强。如同一把宝刀，在强盗的手中会用来*越货，在侠士的手中会用来扶正压邪。
第二，打造世界上最大特区需要乡镇政权来组织。当年小平同志为推进改革开放而创立经济特区，我们今天怎么就不可以为解决事关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三农问题而设立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农村特区”呢？包括经济体制和*体制。因为我们9亿多的农业人口决定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任重道远，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予以化解，而农业剩余劳动力不能解决，三农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在人均耕地太少和剩余劳动力太多的双重夹击下，我们的小农经济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法走上大规模农业的道路。正是这些国情，才能让我们理解中国农村的历史，理解中国农村的现实，并因此可能为中国农村乃至中国整体找到真正的出路。在国有企业进行经济体制改革释放出大量失业工人的今天，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又加入wto被其他国家抢占国内农产品市场的今天，我们最好别做“城市来解放农村迎接农民”的美梦。只要国家给予放活农村的“特区”政策，实现农村的自我全面发展，才是绝大多数不可能进入城市农民的根本出路。
我们必须明确打造农村“特区”的发展战略：“农业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民产业化”。在农村经济发展中，要立足于农村，致力于农业资源的综合利用，服务农村、农业和农民，三农问题才有可能找到出路。笔者认为：在农村，只有围绕农业而创办的“农业工业”，才有可能真正成为富裕农民的工业。一个学者说得好：“不充分利用丰富的农业资源、农村劳动力优势，大力发展农副产品的工业、流通业和服务农村、农业和农民的第三产业，造成农业资源包括农村劳动力资源长期闲置、浪费，农副产品低附加值和卖难问题长期无法解决，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不利于在农村发展的基础上彻底解决三农问题。也只有实现农村的小城镇战略，才可能架设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过渡的桥梁，让工业进入农业，用城市工业文明改造传统农村和农民，引导农村和农民走向城市化和现代化”。这一切，需要乡镇政权把一盘散沙的农民组织起来，带领农民连手闯市场，而不被市场边缘化。
第三，为中国不断的现代化造水的需要。由于传统的农业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要走向衰落，农民是弱势群体，因此，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还不能快速容纳农村人口转移的时候，需要政府在农村维持管理秩序，以便于农民有序地撤退。从而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在农村的职能不是吸纳资源，而是保护和发展农村资源，把农村变成中国持续发展和不断的城市化所需要的劳动力资源、土地和自然环境等等的生命之“水”的蓄水库。因而现在是储“水”的过程，也就是发展交通电讯、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公共基础设施等社区公共服务的过程，发展生态农业和文化经济及公民社会的过程。再根据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的需要，不断地“排放”所蓄积的经济发展的“生命之水”：培养出来高素质劳动力，可持续供给的自然资源，不断扩大的市场购买力等等。同时，我们要吸取西方城市化的经验教训，以免“城市病”在中国的重演。从长远来看，农村是现代化社会最美好的人居环境，市民必然会回流乡村，人类必然会回归大自然。
第四，两极分化不容许乡镇政权退出。 首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分散的农民不仅在相互进行自由竞争，而且与非农经济也在进行自由竞争，竞争的结果就必然会走向垄断，如果无数的农户的土地最后被一体化的垄断所取代，数以亿计的农民破产离开家园，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将难以想象！天之道，损有余以奉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在市场化时代，只有政府的强力存在才能组织弱者、保护弱者，维护社会稳定，最终维持市场机制。市场越发达，政府要做的事也就越多，穷人受到的政府保护也越多，这是世界学术界的成论。如果农村没有国家政权的权力来限制农村的两极分化，又一个北大图书管理员式的人物，将会下乡煽动组织农会重演秋收暴动，在这一片土地上重复过去的暴力流血。村庄秩序能否建立和维持，将决定中国以空间换时间的现代化战略能否成功，中国现代化能否顺利实现。其次，国家和政府起强力作用的是权力，社会起强力驱动作用的是资本。在农业作为弱势产业，非农产业的利润普遍要高于农业的情况下，资本很难进入农村；因此，就只能寄希望于权力来完成这个任务。
4、当前学者替代乡镇政权的几种思路没有可行性
第一，是否“村治”？尽管村民自治已经深入推进，但在中西部的农村，绝大多数的村没有集体收入，在税费改革后，各村已经很难正常运转，特别是边远山区，总计只有一至两千元的附加收入，而且还不一定能够收得上，当“村官”不仅无利可图，而且没有最起码的待遇保证；在市场经济的大社会背景下，村干部已经失去了吸引力。特别是具有一定素质的农民，休说会自动前来参与竞选，就是乡镇有“三顾茅庐”的真情，也唤不回他们走上村干部岗位。所以，每到年底和春节，乡镇干部就要全体出动走访村干部，逐一做稳定和劝留工作。笔者根据对s镇的调查显示：离任村干部属落选的占18% ，主动辞职的占74%；连续工作两年的村干部只有48.2%，其中在1998年到2000年，平均每一个村每年调整了1.5人次。不仅如此，而在职的村干部整体素质也不容乐观：一是年龄偏大。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的平均年龄45.7岁，村干部在50岁以上的占49%，30岁以下的只有1%，30岁到40岁占19%。二是文化程度偏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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